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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三聚氰胺时代的奶粉“敲诈”案()

发布于:2022-06-13 作者:admin123 阅读:233

2010-03-24 10:51:19 来源: 南方都市报(广州) 跟贴 220 条 手机看新闻

  一位问题奶粉受害幼儿的父亲,因“涉嫌利用媒体恶意报道”,向相关企业“提出巨额勒索”而获刑5年。一名奶粉企业的前员工,在获知该企业并未将回收的问题奶粉销毁,并推测可能继续使用后,假冒记者,以有关证据相挟,图谋敲诈350万元。

  三聚氰胺从来没有淡出江湖。就在媒体惊呼其卷土重来之际,又有2单“敲诈案”也与之扯上了关系。

后三聚氰胺时代的奶粉“敲诈”案()

  一位问题奶粉受害幼儿的父亲,因“涉嫌利用媒体恶意报道”,向相关企业“提出巨额勒索”而获刑5年。从消费者合法索赔到“有预谋地敲诈”,这中间发生了什么?

  一名奶粉企业的前员工,在获知该企业并未将回收的问题奶粉销毁,并推测可能继续使用后,假冒记者,以有关证据相挟,图谋敲诈350万元。作案者很快落网,等待着他们(包括同案者)的也是敲诈勒索罪。

  两起“作案”手法大相径庭的“敲诈案”相隔2天在同一家法院宣判。巧合的是,它们都与三聚氰胺有关,都与曾在问题奶粉名单上的企业有关;更巧合的是,两起案件中的企业被证明有“血亲”关系。而用做“勒索”的问题奶粉何在?似乎再也找不到答案。

  在那名父亲正在监牢服刑时,他的家庭已经破碎,他再也没有见过因问题奶粉造成伤害的女儿。而此时,中国数以万计的曾遭受过奶粉伤害的儿童,仍然奔波在求医的道路上。上月末,温家宝总理曾表示,中国普查到3000万受问题奶粉影响的儿童。

  3000万儿童到底受何影响,并将产生怎样的后遗症?中国的医学家们正在进行着研究。他们追踪研究了不同地区的受影响儿童,对“毒”奶粉致病的机理已基本厘清,但对会有什么样的后遗症却是疑问重重。

  三聚氰胺仍然不断以新的方式刺激着我们的神经,对它的关注,是对“毒奶粉一代”的再次关照。

  【内文导读】

  ■一个索赔家长的“敲诈”路

  ■拍到“未销毁问题奶粉”引发的“前员工敲诈案”

  ■追问毒奶粉后遗症

  奶粉“钓鱼”疑案

  一个索赔家长的“敲诈”路

  2009年6月25日,北京电视台青少年频道播出了《一个男人,如何让施恩奶粉低头》,介绍了郭利维权的过程。此节目被施恩认为是郭利在拿到40万赔偿后旧事重提,想继续利用媒体制造负面新闻。从而引发了后来的“钓鱼”疑云

  郭利女儿吃的施恩奶粉中包括施恩幼儿配方奶粉(第3段)等,而这些奶粉均不在国家公布的有毒批次内。因此最初被拒绝赔偿。

  郭利坐在被告席上,这个41岁的北京壮硕男子不得不瑟缩着肩膀,他于盛夏的杭州被捕,当时穿的还是短袖。潮安入冬已久,但他身上穿的毛衣还是前两天律师捎来的,不太合身,袖子耷拉在手腕上。每当提起女儿,郭利总是嚎啕大哭,哭声回荡在能容纳百人的法庭上,庭下听审的只有寥寥几人———雅士利的代表,以及穿着便装的当地公检法人员。

  2009年11月20日,消费者郭利涉嫌敲诈奶粉企业一案在广东省潮州市潮安县人民法院开审。50天后,潮安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郭利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9天后,在没有通知郭利家人和律师的情况下,潮州中院作出了书面二审判决,维持原判。

  检举郭利的,是去年深陷“假洋品牌”事件的施恩(广州)婴幼儿营养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施恩)及其控股股东广东雅士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雅士利)。郭利被检方指控,以其女儿食用施恩生产的含三聚氰胺的奶粉导致双肾出现问题为由,以向媒体曝光为要挟手段,向施恩和雅士利勒索300万元。

  与华硕黄静案类似,这是一起个体消费者与大型企业在维权博弈中产生的纠纷。消费者的维权行为以及索赔的金额究竟有没有边界,边界在哪里?这在法学界一直存有争议。但为郭利辩护的北京大禹律师事务所律师张燕生认为,雅士利和施恩实施了“钓鱼”。

  张燕生的辩护意见书指出:“施恩、雅士利花费了如此之多的精力,并不是为了给郭利‘赔偿’,而是用‘谈判’的形式勾引郭利与施恩公司‘对话’,然后处心积虑地将‘郭利敲诈勒索案’加工完善到符合犯罪的要求。”

  对郭利来说,这起案件不仅意味着将失去五年的人身自由,还有一个家庭的分崩离析:郭妻高红及其岳母成为了控方证人,提供不利于郭利的证词;郭利70多岁的双亲为官司奔走,家庭经济陷入困难,筹不足路费前往潮安听审;郭利的女儿小涵,被高红藏起来,音讯全无。

  这家成立27年的大型食品企业曾公开表示,预计今年产值可达40亿元以上。而与此同时,由郭利直接引爆的施恩“假洋品牌”风波,使雅士利陷入诚信危机。在郭利被捕后三个月,风波被淡忘,雅士利得两大私募资本注资,重新踏上上市之路。

  不在赔偿名单之内

  在郭利的父亲郭建廷看来,孩子吃了毒奶粉身体受损,不管开价多少,都是消费者为维权而做出的合理索赔。他表示,从2009年6月潮安警方实施“跨省追捕”,到如今判处郭利入狱,都令他“心跳加快”,感觉“冤屈,没道理”。

  2008年9月,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爆发,在质检总局通报的抽检结果中,施恩生产的施恩牌婴幼儿配方乳粉,其中四个批次被检查出三聚氰胺,最高含量达17mg/kg。

  恐慌在全国父母群体中弥漫开来,郭利急忙带着当时2岁的女儿小涵往北京海淀区北太平庄医院进行筛查B超。郭建廷说,“他快到40岁才有了小涵,很心疼这个孩子。”检查结果表明,小涵“双肾中央集合系统内可见数个点状强回声”。此前关于孩子厌食、尿量少、脾气烦躁等种种症状,都和三聚氰胺中毒特征吻合。

  郭利的母亲辛宏向记者确认,孩子从出生开始只吃过施恩奶粉,包括施恩幼儿配方奶粉(第3段),施恩金装幼儿配方奶粉(第3段)以及施恩较大婴儿配方奶粉(第2段),而这些奶粉均不在国家公布的有毒批次内。

  郭利并没有带女儿去北京市卫生局指定的5家二级医院进行确诊,因而也没有被录入因三聚氰胺奶粉出现问题的国家赔偿名单之中。郭利在庭审中表示,没人告知他要复检,他以为先处理的是三鹿奶粉的受害者,所以一直在等待消息。

  张燕生律师指出,“即使参加了国家赔偿,《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依然保护个人向企业索赔的权利。”

  郭利的个人索赔行动一直在持续,随后的五个月中,郭利一直在与出售奶粉的物美大卖场新街口店、施恩驻北京客服代表交涉,希望退货和索赔。他所得到的答复是“只对已公布的那几个批次的问题奶粉负责……所食用的奶粉没有问题,因而也未见到施恩的有关负责人出现。”①

  “用北京话来说,就是郭利这人特别‘轴’。”张燕生律师和郭利的父母都不约而同使用这个词来形容郭利,说他一根筋,谨慎且固执。1998年,郭利曾因盗窃罪被判刑,他认为自己是被冤枉的。自此以后他凡事留心,做国际英语同声翻译多年,签订的合约都是核对了又核对,每次买东西都保留小票。

  “与物美和施恩的交涉中,感到困难重重。”在庭上描述这个漫长的交涉过程时,郭利同样落泪了。他说自己身为消费者,感到十分无奈。

  去年3、4月间,郭利向国家食品质量安全监督检验中心送检了2批小涵之前食用的施恩奶粉样品。该检验中心证实奶粉中三聚氰胺的含量分别为132.9mg/kg和25.5mg/kg,而国家限量是不超过1mg/kg。

  拿着检测报告,郭利与施恩总部接触要求索赔。郭利的父母表示,施恩公司看到检测结果之后,向他提出按《新食品法》“买一赔十”的原则来赔款,郭利没有同意,因为他认为女儿看病、日常营养补给、未来的健康保障以及家长的精神伤害、送检、误工等花费的成本很大,提出索赔58万元。而据“维权,状告施恩”QQ群里的家长反映,部分消费了施恩奶粉的家长接受了施恩数千元到6万元不等的赔偿,就此作罢。

  与此同时,施恩的“假洋品牌”身份也在郭利的报料和媒体的追问中浮出水面,雅士利的名字第一次卷入了这起日后发展成疑似“钓鱼”的案件之中。

  2008年9月17日上午,山西省长治市,超市内撤下问题奶粉后空空的货架。CFP

  “假洋品牌”与初次获赔

  判决书认为,郭利对企业进行要挟的手段,是利用媒体进行恶意报道,“在‘问题奶粉’事件后……必将直接歪曲两家企业重建市场信用的现实”。虽然判决书中并未提到恶意报道具体指什么,但郭利在庭审中多次强调,施恩是“假洋品牌”,“他们蓄意欺骗消费者是洋品牌,媒体也是冲着这点找到我采访的。”

  据工商登记资料显示,成立于2002年的施恩公司注册资本金1.55亿元,法定代表人张利钿,股东分别为雅士利集团公司、美国施恩国际有限公司、施恩营养品国际(新加坡)公司。

  作为施恩的股东之一,美国施恩国际有限公司授权施恩公司在内地使用“施恩”商标。美国施恩国际有限公司由华人“FRANKLIN”于2007年在美国得克萨斯州注册登记成立,所在地为一个普通的私人住宅。方舟子曾发博文,追查到“FRANKLIN”在2000年6月和11月在加州注册两家名字里含有“施恩”字样的公司,均已解散,在同一地址还有十几家小公司。

  而中国奶业协会前任常务理事王丁棉随后对多家媒体表示,施恩的法人代表张利钿与雅士利的法人代表张利桐是兄弟关系,而美国施恩不过是雅士利到美国注册的一个空壳公司。郭利在庭审中则表示,他通过美国相关部门和众多朋友调查得知上述资料。去年6月9日,郭利接受《每日经济新闻》采访的报道推出,全国一片哗然。

  郭利在庭审中说,是媒体主动联系他的,但在郭利父母撰写的申诉材料中有如下描述———“6月初,因厂商在赔偿问题上不予配合,郭利向媒体曝光‘施恩牌’奶粉三聚氰胺含量超标的问题以及其投资方美国施恩国际有限公司实为美国注册的空壳公司,在美国没有任何生产设施。”

  第二天,施恩发表声明反击,“我司多次与该消费者(郭利)沟通,要求其退回手中剩余的2008年9月14日之前生产的旧日期产品,但对方拒绝退还。同时我司多次要求对该消费者小孩进行复检,消费者以多种理由拒绝进行复检,并向我司索要高额精神赔偿费50万元。”

  公众谴责施恩的“假洋身份”,这让施恩困扰不已。正当施恩每天都忙于应付各路媒体采访时,郭利的索赔终于有了重大突破。

  6月13日,施恩公司与郭利达成私下和解协议,同意向小涵及其监护人郭利支付40万元。和解协议中写道,“甲方(施恩公司)愿意就乙方(小涵)及其家庭因长期食用含三聚氰胺婴幼儿奶粉而导致健康受到伤害的问题进行补偿”。而在和解协议附录,郭利亲笔所写的“事件说明”中,“双方均达成谅解并妥善解决。不再追诉并放弃赔偿要求。”

  协议中并未说明这40万是以什么名义赔偿的,郭利随后在庭审中表示,这只是部分精神赔偿款。而孩子的人身保险、自己的误工费等均不包含在其中,这也为后来郭利的再次索赔埋下了伏笔。

  除了与郭利私下解决问题,施恩也在努力修补公众形象。2009年6月15日,施恩公司董事会发布道歉声明,称施恩公司、包括施恩品牌完全由华人拥有。在更早的一份声明中,施恩表示目前市场上销售的施恩奶粉,全部都是2008年9月14日以后生产的产品,符合国家对三聚氰胺的相关规定。

  官方此时也作出表态,肯定施恩的身份和质量。广东省工商局消费者权益保护处负责人在接受《南方日报》的采访时(6月23日见报)说,“从主体资格上看施恩没有问题”。该负责人表示,近年来施恩未对其有美国投资背景进行过宣传,“假洋鬼子一说是被嫁接了概念。”广州市质监局也曾回应此事,指出自毒奶粉事件爆发以来,广州已加强对施恩奶粉进行检验和抽查,没有发现三聚氰胺问题。

  维权节目后的“钓鱼”疑云

  2009年6月25日,北京电视台青少年频道播出了《一个男人,如何让施恩奶粉低头》,该节目介绍了郭利维权的过程。施恩公司北区总监段庚惠说,“公司当即派我再次找郭利谈上次签协议之事”。②

  拿到赔偿后,为什么还要旧事重提?郭利的父母认为,郭利是为了向社会公开毒奶粉真相。“施恩公司虽做了部分赔偿,但远不足弥补其含毒产品给消费者带来的伤害,更多的消费者尚未得到实质赔偿,他希望自己持续的维权行动可以唤醒企业良知,对此进行公开说明,并为受害的孩子们带来一些补偿希望。”但施恩和雅士利的各负责人均在证词中认为,郭利是想继续再利用媒体制造负面报道。

  从签订和解协议直到6月29日,双方不曾再接触。但29日当天,形势逆转,犹如一场悬疑电影,事件以双轨的形式在秘密行进,双方都无法预见对方手中还有什么王牌。郭利在那一天向施恩和雅士利索赔300万,而雅士利连夜写报案材料向潮安县警方报案,表示遭到郭利的勒索。此案从民事索赔变为刑事勒索,双方身份对调,施恩反成受害单位。

  当天下午,郭利从国外出差回来,接到段庚惠的电话。③段庚惠在电话里反复对郭利说:“有什么要求,或者有什么条件都可以讲出来”,“你有别的要求呢,我们都可以谈”。

  “我觉得没有什么可谈的”,郭利一开始回答。寒暄一番后,他转变了口气,“你这么一说,我得考虑考虑”,“或者有什么新的情况要谈一下?那么,我觉得您如果愿意听,就谈一下吧。”双方约好晚上在北京翠宫酒店见面。

  在与郭利见面之前,段庚惠下午先见了郭妻高红的朋友张琳。段庚惠说,“有个自称高红的朋友张琳主动联系我,并告诉我,高红说女儿已经没什么事了,高红不想再找厂家。”在录音里,张琳建议施恩,“你们为什么不起诉他敲诈?这样至少能让他平息,稍微平息下来,而且让大家知道,噢,原来他是在瞎说!”

  郭利与段庚惠、雅士利集团公司外事总监陈某辉晚上约在翠宫酒店见面,雅士利提供了这次会面的秘密录音。在双方谈判开始之前,有一段试音没被洗去,在庭审上也曾被播放,内容是数名来自雅士利和施恩公司的工作人员在车上的对话,这也是张燕生律师引做雅士利罪意引诱的主要证据之一:

  “希望你们凯旋而归!我给你们壮胆来了啊!

  好好好,一定要把他逮住!把他弄住!

  把他赶跑,X他妈的!”

  这段对话结束后,众男子进入翠宫酒店,开始了与郭利的谈判。

  在当晚的面谈中,郭利又提出赔款要求,理由是高红及其家人对赔偿的处理不满意,高红因此流产,要求施恩赔偿误工费、女儿的终身医疗及人寿保险金、健康保证金共计300万元。段庚惠随即要求郭利将该300万索赔要求写成书面的申请书。次日上午,雅士利拿着6月29日的录音和书面申请书在潮安报案。

  雅士利在报案材料中称:“郭利拿到40万元后,尝到了甜头,变本加厉……再次向我集团公司索要300万元的无理、违法要求,否则将再次制造舆论,利用媒体对我司进行负面报道,使我司损失更加惨重”。

  一个家庭的分裂

  一张摄于圣诞节的合影里,小涵穿着红色的小裙子,被抱在大人手上。她身边围绕着她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身后还有一棵大大的圣诞树。但案发后此情此景不再,高红在没有任何先兆之下,带着小涵躲着郭家,提供了不利于丈夫的供词。郭家两位老人百思不得其解。

  高红曾告诉张琳,反对郭利在取得40万赔偿后还再次向雅士利索赔300万,自己不参与其中。在张琳的追问下,她还说,郭利曾经为汽车质量问题成功向4A店索赔数万元,“尝到了甜头”。④而高红本人也在随后向雅士利集团提供书面声明表示,自己做的人工流产与郭利的索赔无任何关联,反对郭利的做法。

  郭利的岳母陶某在证词中说,她认为郭利是在利用孩子向厂家要钱,其真正目的不是为孩子争取权益,如果还要索赔,自己坚决反对。

  郭建廷和辛宏自郭利被抓后就再也没见过孙女,也与高红及其娘家失去联系。他们认为,出事前两夫妻感情还是不错的,不知道高红为什么会做出对郭利不利的供词。而郭利则在庭上暗示“她有病,我原谅她。”

  从2009年7月1日至2009年7月22日郭利被捕为止,施恩、雅士利公司谈了19次,其中面谈4次,而这些会面双方均偷偷录了音。

  7月初,雅士力要求郭利书写并且签署了一份300万元赔付款的申请书,郭利在申请书中强调之前的40万元是“先行赔付款”。在此期间,郭利还给雅士利总裁张利钿打了电话,表示如不满足要求,他将联系联合国、世卫组织等,进一步扩大升级事件。⑤但张律师表示,郭利是从施恩方获知张利钿的电话,是施恩要求其向张利钿说明情况。

  7月22日,郭利在杭州出差期间被潮安县警察带走,送检的奶粉以及检验报告原本也被带走。据同行的郭母辛宏回忆,郭利是应施恩的要求在杭州进行最后一次谈判,施恩表示会在此次交付赔款,强调让郭利带上相关证明材料与奶粉样品,在确认赔付后,要对它们进行销毁。而郭利不再追究,并对媒体公布,施恩是个负责任的企业。

  郭利被捕后三个月,世界上最大的私人资本公司之一凯雷投资集团联合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向雅士利注资。复星集团表示,雅士利的上市是必经之路。早在2008年三聚氰胺乳业危机之前,雅士利就完成了上市辅导期,进入了上市申报阶段。而直接由郭利引发的“假洋品牌”事件,无疑令雅士利的声誉受损。

  判决书中也提到,雅士利和施恩是独立的两个企业。但为什么案件是在雅士利所在的潮安县开审,而不是施恩所在地广州?

  据雅士利官方网站资料,雅士利集团1983年成立于潮安县庵埠镇,是当地最大型的食品生产企业。施恩就身份问题发出道歉声明的同天(2009年6月15日),张利钿公开表示,雅士利集团预计今年产值可达40亿元以上。

  11月20日,郭利涉嫌勒索一案在潮安县法院一审开庭,张燕生律师表示,自己是在开庭前一周才接到开庭通知,因审阅材料和卷宗的时间不够,本想申请延迟开庭,但被法院拒绝。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潮安法院刑庭审判员告诉记者,“此案水很深,涉及行业内部利益纠纷,我们只是基层法院,做好我们该做的事情就可以了。”

  预谋勒索VS引诱敲诈

  关于消费者索赔行为有无边界,而索赔的金额多少才在合法范围之内,类似的争议已经在华硕黄静案由来已久。

  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刑法室副主任刘仁文说,在这些“消费者维权变敲诈”案件中,商家有过错在先,消费者索赔是合法的。商家构成违约或者侵权后,赔偿多少,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赔多少双方可以协商,谈不拢可以通过诉讼解决”。消费者就算拿到新闻媒体曝光来要挟,也是正当的。

  可此案与黄静案相比,有两点不同:一是企业存在引诱消费者勒索的嫌疑,二是奶粉并非个体消费品,一袋奶粉有问题,可能牵涉整个批次的奶粉质量。

  检方指控郭利有预谋的勒索,而郭利方则指责施恩和雅士利钓鱼。同一份证据,在双方的解读中出现完全不一样的意思。

  比如6月29日,郭利与段庚惠的电话通话,张燕生认为段屡次追问郭利还有没有要求,是对郭利进行一种引诱。但控方认为,结合郭利此前接受媒体采访等行为来看,郭利在此次通话中已经“主动流露出主观上有此意图”。法院最后也认定,施恩与郭利联系,只是为郭索要300万提供了机会,并没有制造他的犯意。

  “在法庭辩论中,双方都会取有利的角度解读证据”,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叶林认为,“是否诱使别人犯罪,这到底是通过某几句话看出来,还是必须看整个对话过程,这个很难说。但如果企业真的存在诱供意图,那么以这种方式取证,控告消费者勒索是不妥的。”

  此外,法院认为,郭利的勒索罪名之所以成立,原因之一是郭利在不再存在合法请求权的情况下,事先预谋并虚构其亲属对赔偿不满意等借口提出300万的“索赔”要求。所谓“不再存在合法请求权”是指,郭利在和解协议里答应“不再追诉并放弃赔偿要求”。

  判决书里对于“索赔”“赔偿”等相关字眼都打上了引号,被法院认可的字眼是———补偿。张燕生说,施恩方一直不愿意承认是因为自己的奶粉有问题才引发了这起案件。“为什么第一次不声不响地赔了40万之后,郭利的合法请求权就丧失了?从民事的角度来说,即使双方签订了合约,一方反悔也是可以提出申诉的,怎么判就交由法院决定。最重要的是,在本案中,第二次索赔完全是雅士利主动提出的,不是郭利主动。”

  张燕生对于法院的判决,还存有这样一个疑问:“如果法院认为此前40万协议有效,等于间接承认了本身就是民事问题。为什么再次索赔就变成了刑事责任?”

  潮安县人民法院今年1月8日作出一审判决,事隔九天,潮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就迅速作出了维持原判的二审判决,其间并没有通知郭利的家人和辩护律师。在一审庭审上,郭利曾明确表示要张燕生继续代理此案二审,但在二审判决书下来以后,潮州中院的法官告诉张燕生,郭利放弃了请二审律师的权利。

  据郭利的家人表示,二审法官在宣判前与郭利进行了一次“谈话”,但郭利并不知道这已经进入了二审程序,还一直等着张燕生与其联系。“我们向二审法官询问为什么不向郭利交待他的辩护权利时,他支支吾吾说不出来。”目前,郭利的家人已经将申诉材料寄往潮州中院,等待着回音。

  注释:

  ①据郭利案发前所写的《中国受害消费者为使用含毒(三聚氰胺)婴幼儿奶粉的要求解决和赔偿经过》

  ②段庚惠在此案中提供的证词

  ③据施恩公司提供的录音整理

  ④张琳提供了自己与高红在北京“上海人家”餐厅的对话录音,录音时间是施恩报案当日

  ⑤张利钿证词

  消费者“敲诈”

  检方指控郭利有预谋的勒索,称郭利以其女儿食用施恩生产的含三聚氰胺的奶粉导致双肾出现问题为由,以向媒体曝光为要挟手段,向施恩和雅士利勒索300万元。

  奶企“钓鱼”

  郭利律师指责施恩和雅士利钓鱼:“施恩、雅士利花费了如此之多的精力,并不是为了给郭利‘赔偿’,而是用‘谈判’的形式勾引郭利与施恩公司‘对话’,然后处心积虑地将‘郭利敲诈勒索案’加工完善到符合犯罪的要求。”

  从“索赔”到“敲诈”

  2006年郭利和高红的女儿小涵出生,七个月后断母乳,一直只食用施恩奶粉。

  2008年9月毒奶粉事件席卷全国,小涵在北京海淀区北太平庄医院进行筛查B超,查出“双肾中央集合系统内可见数个点状强回声”,但没有去卫生局指定的二级医院确诊。

  2008年9月-2009年3月郭利与出售奶粉的物美大卖场新街口店、施恩驻北京客服代表交涉,希望办理退货和赔偿。但对方认为小涵所吃奶粉不在国家披露的有毒批次内,拒绝赔偿。

  2009年3月-4月郭利向国家食品质量安全监督检验中心送检了2批小涵之前食用的施恩奶粉样品。该检验中心证实此奶粉中三聚氰胺超标,最高的超标百倍。

  2009年4月郭利与施恩总部接触要求索赔。施恩提出“买一赔十”,郭利提出索赔58万元。谈判无果。

  2009年6月郭利接受媒体采访,质疑施恩是“假洋品牌”。全国媒体跟进,对施恩及其控股公司雅士利的质疑一片。

  6月10日,施恩发表声明反击,指郭利拒绝带小涵复检,并索要高额赔偿,而其奶粉,均符合国家对三聚氰胺的规定。

  6月13日,施恩与郭利达成私下和解协议,同意向赔偿郭利40万元。郭利所写的“事件说明”中提到,“不再起诉并放弃赔偿要求。”

  6月15日,施恩董事会发布道歉声明,称施恩公司、包括施恩品牌完全由华人拥有。同日,雅士利集团向广东省政府报告,预计今年产值可达40亿元以上。

  6月25日,北京电视台播出节目,介绍了郭利维权的过程。施恩当即派其北区总监段庚惠再次找郭利谈,但郭利在国外出差。

  6月29日,早上,段庚惠通过电话找到刚回国的郭利,主动提出要谈谈。下午,高红的朋友张琳找到段庚惠,称高红不想索赔,并建议施恩起诉郭利敲诈。晚上,段庚惠及施恩、雅士利工作人员出发去找郭利,在车上称要“凯旋而归”。郭利在会面中提出要索赔300万。理由是高红因此事流产,以及孩子的后续医疗费用和保险金等。

  6月30日,雅士利于公司所在地潮安报案。张琳秘密录下与高红的对话,高红表示反对再次索赔,并说自己流产与此事无关。

  2009年7月郭利与施恩、雅士利谈了19次,其中面谈4次,而这些会面双方均偷偷录了音。郭利还给雅士利总裁张利钿打了电话,表示如不满足要求,他将联系联合国、世卫组织等,进一步扩大升级事件。

  7月22日,郭利在杭州出差期间被潮安县警察带走。

  9月,雅士利获两大私募资本注资,重启上市之路。

  11月20日,郭利涉嫌勒索一案在潮安县法院一审开庭。

  2010年1月8日一审判决,郭利犯敲诈勒索罪,获刑五年。9天后,潮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迅速做出了维持原判的二审判决。家人表示将上诉,继续做无罪辩护。

一、[捐献救助]一个绝症病人的求助

《残忍的医院,患者的地狱》

  (一个身患尿毒症病人在驻马店市第一人民医院血透析期间被恶性感染丙肝病病毒并被医护人员无端欺辱的悲惨事件)

  我叫北艳军,男,38岁,汉族,现家住河南省、汝南县、罗店乡,张竹园村第六村民组,1989年----1991年曾在河南新乡市54774部队服役,1991年年底复员回原籍,务农至今,不是很富裕的生活因有了孩子的笑声也倍感温馨。谁也无法想到,这样的日子会被无情的打断,一向身体健壮的我2006年在广东潮州打工时被查处自己身患肾病-----尿毒症,我被这个噩耗惊呆,家人也陷入到万分痛苦的深渊里,于是我辞掉工作回到了家乡,想尽一切办法治疗以维护自己的生命,一个三十多岁、正值壮年的男人,上有老,下有小,我是我的家里的顶梁柱。可让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自己身患尿毒症在老家的驻马店市第一人民医院做血透析期间却被医院医护人员违规操作又感染了丙肝病毒,实在是祸不单行啊,自己和家人真的感到了什么是绝望,而在得知自己感染丙肝和医院交涉中,医院和一些医护人员的伤逝良知的行为和恶毒中伤的语言对我和家人的残酷伤害更让我欲哭无泪,一个以拯救生命为天职的医疗机构,却做出了让患者和家人简直无法相信的魔鬼般的行径。。。。。。。。。。

  2006年九月份,那是我人生中最黑暗的月份,也是我被检查出患有尿毒症时候,艰难的从打工的地方(广东省潮州市)回到了老家,接受常规的治疗期间,一直在郑州的河南中医学院一附院治疗,在河南中医学院一附院(以下简称医附院),做过肾移植配型后无果,由于家在农村的我经济困乏,于2008年一月十一日回到了老家驻马店等待一附院的肾源,回到老家后,让人难以忍受的透析的治疗只好在老家的医院做,根据对驻马店市里医院的慎重甄选,认为驻马店市第一人民医院比较方便自己治疗和相关费用的节省,任何得上这种疾病的家庭都会为一个事情苦恼-------钱!!!我生长在农村,靠打工持家,家里的孩子和爱人都是靠自己以前打工的微薄收入和田里的一点点粮食换来的可怜的那些钱维持生活,得上这个可怕地疾病后,一家人的生活更加艰难,,在第一次去驻马店市第一人民医院治疗时,该院内五科的护士长杜玉兰医生承诺他们的医院的设备是驻马店市最好的(透析机),并且透析二十次可以免费享受一次透析治疗的优惠,当时自己的状况是举步维艰,为了能省下那对正常人来说微不足道的一些钱,认为这样的治疗很优惠,而后来恰恰证明这个诱惑正是欺骗病人的一个幌子,也让我自己为这样的选择欲哭无泪,等待肾源的日子对任何一个尿毒症患者来说都是痛苦的煎熬,等到自己在该院透析二十次想着可以免费透析一次的时候却被告知08年国家对农村合作医疗的投入加大,每位参加合作医疗的人员生病治疗报销的比例从07年的最高一万元提高到了三万元,所以以前的优惠血透一次的承诺自动取消(而自己在透析期间医院的医护人员从没有一人向我说起过此事),这一点的小事让我对该院的医护人员的医德有了看法,也让一个尿毒症患者一分钱都想掰开花的病人感觉受到莫大的欺骗。。。。。。。。

  l 由于治疗期间病号较多,而该院的透析机器只有四台,根本无法做到基本的传染病人之间的隔离透析,医护人员的操作也很不规范,个别医护人员使用的一次性橡胶手套在上下机高峰时从不更换,一次性手套多是血迹斑斑,这样的操作使我们这样子的病人(尿毒症患者)感染其它疾病的风险相当大,也让人感觉很可怕,更让人担心并痛心的是,本是医疗机构、卫生达标单位,在医院的透析室里竟然经常看到老鼠横行,在一次透析时居然有一只大老鼠从我的身上穿过,可怕的医疗环境让我的心情更感悲痛,这样的环境也为我以后被感染丙肝埋下了隐患。。。。。。

  l 由于河南中医学院一附院先后两次通知我去郑州做移植前的配型,,都以失败告终,再次回到驻马店,在驻马店市第一人民医院透析数次之后,07年于4月10日第三次办理了入院手续,主治医生是刘道中医生,但直到8月28日我因肺炎和胸膜炎住院治疗才知道我的主治医生早已经更换为南静医生,主治医生一职形同虚设。进入十月份以来,我经常感到浑身无力,时常伴有厌油、呕吐、胸闷现象,对此,自己深感忧患,而右侧上腹部有疼痛感,平卧更加明显,睡眠质量越来越差,血压持续升高,平时我的食欲很好,即使在患病期间我也给自己信心,让自己有一个好的心态面对现实。后来自己常感呼吸困难,在服用降压药和直立行走时症状有所改善,向值班医生反映后,建议服用健胃消食药,但未见好转,又向科室主任邢瑞贤反映病状,邢主任检查后认为右腹部有索状硬物并于10 月31日开了10片酚酞片(果导),口服后症状没有得到缓解,11月六日在入院治疗,在做了B超检查后得知肝脾肿大,这时,B超室工作人员建议检查一下肝功能,,当医生开化验单的时候,我请求增开乙肝五项和丙肝检查,在检查结束开化验单时,我没有想到的一幕出现了,护士长杜兰玉拿着我的病历卡让我到医生值班室去,明确告诉我8月4号就已经查出了我感染了丙肝,我简直不敢相信,我这样的病人还会再遭遇丙肝的重创,我实在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感染到这样可怕的丙肝,我在治疗期间,一直是挂床透析病号,自身的身体在病人(尿毒症)中是较好的,平时化验也很少,8月4日,化验结果出来后,我曾请求值班董医生看化验结果,当时看到的单只有乙肝五项化验结果,心中感觉很奇怪,历次检查的化验单都会显示很多项目,例如:艾滋病、乙肝五项、丙肝、梅毒等等。。。。。。同样是8月4号的化验单,竟然为丙肝阳性,,我深感这个事情的可怕性,自从得了这个可怕地疾病后,自己深知阳性意味着什么,但事实上这份化验单已经是修改过了的,我无比愤怒,厉声质问护士长杜玉兰:“你们在8月4日就检查出我感染丙肝为什么对我隐瞒了三个多月,如果不是本人要求检查你们要隐瞒到什么时候???”。没想到杜护士长竟然说担心我性格内向怕我接受不了这样的一个事实。听到如此荒诞的回答我简直要给气死,从得上可怕地肾病开始我始终坚信随着现在医学的发展,我的病会得到很好的治疗并很有信心,没想到一个医护人员居然用这样的理由搪塞我、隐瞒我病情,这根本不是一个医护人员该说出口的话,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也不会这样对待一个如此痛苦的病人,这纯粹在拿病人的生命开玩笑啊!!!其实我早该想到的是,最早邢主任给我检查 我无法接受这个让我荒诞的事实,为什么一个医疗机构会如此对待一个不堪一击的病人,我的心在滴血,得到这样的回答我及时向医院领导反映这个荒唐的事情,没想到的是,两次在院长办公室都没有见到院长,第二次的时候一个科长接见了我,我说明情况后该科长问我凭什么认为是在他们医院感染的丙肝???如果可以有证据证实是在驻马店第一人民医院治疗期间感染的丙肝医院把门诊大楼赔付给我都行,一个医院的科长在没有通过调查、感染途径结果没出来之前竟然说话如此霸道,是我根本没有想到的。最后该科长表示,科室现在由主任和护士长负责,科室出了事必须先有科室自行解决,解决不了的由科室上报给他们后他们才会参与解决。而后来让我没有想到的是,科室的邢主任承认我的丙肝是在他们医院住院治疗期间感染的,问我有什么条件尽管提出来,院方一定会尽力帮我解决,我的妻子(一个三十多岁的农村妇女)提出我以后治疗的费用让医院全部承担直到肝病愈全,那位邢主任不同意妻子提出的要求,认为是肾病在前,感染丙肝在后,他们只负责治疗丙肝的费用,而我的透析费用可视情况适当减免,我当时表示不能接受,我被感染丙肝后是他们医院隐瞒事实不及时的让我知道已经被感染丙肝,耽误了最佳的治疗机会,并使我的肝功能受到严重的伤害,导致精神和身体的双重打击,这对于一个身患肾病的病人是何等的残酷,而且,肝病也属传染性疾病,在他们隐瞒事实真相的时间也给我的家人和朋友带来无限的隐患,基于这些事实,我感到一个尿毒症患者的身体和精神几乎到了被他们摧毁的地步,这样的医疗机构,这样不负责任的医护人员,让我想到了只有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自己生命的尊严和追究相关负责我透析时不按正常操作而让我感染丙肝的医护人员的责任,我三次住院期间,共花费医疗费用近三万元,按国家新农村合作医疗报销比例可以报销一万多元的费用,我在向相关法律部门提出诉讼的前期不想做那一万多元的报销,后续的治疗费用也暂时不缴纳,我做好了向法律部门诉讼的准备。这样隐瞒病人病情的医院、医护人员只有让法律来显示它的威力。

  l 我的病还是要医治,一个尿毒症患者的生命实在就像风中残烛,治疗的过程中,我和我的堂兄(北青友)又到医务室反映,其结果和前两次一样,而自己回到科室,护士长杜玉兰十分恼怒,责问我多次无故去医务科是什么意思?并恶语相加:“这么多的透析病人都没有感染上丙肝,为什么偏偏就你被感染了”,“丙肝要不了你的命,肾衰却要你的命”,“你得肾病是做了亏心事”,“你在这里感染上了丙肝还想讹个几七几八的吗?”等等恶毒的语言,并多次与我争论并发生多次的争吵,让我本就痛苦难当的心受到了残酷的打击,而在后来的治疗过程中医生们更是互相推诿,把我的这个身患尿毒症的病人当做普通的病人来处理,先是南静医生把我推给董玉华医生,再有董玉华医生推给邢主任,而邢主任又以开会为名推给邱明医生,而邱医生在邢主任开会返回后又交给邢主任负责,邢主任给我检查后,认为是右心功能不全引起的肝病瘀血,我对此有不同的意见,认为是肝病导致食欲差、睡眠不好、血压经常升高等连锁反应,期间消化内科和心血管科为我会诊,认为降血压是关键,而邱医生却对此不管不问,只让透析时加大脱水量,由于透析时的过量脱水,透析后我经常感到头痛难忍,自己坚决要求少脱水,但在透析结束的时候却发现比平时仍然多透0.5-1公斤水,询问护士后才得知是邱医生让这么做的,而且有几次居然在我透析的时候邱医生偷偷的过来加大脱水量,在我猛然醒来发现后他什么话也不说像做贼一样偷偷溜走。。。。。。我很茫然、很不明白他们这样做的原因!!!

  由于确认被感染上了丙肝,医院又相互的推诿和言语相加,从11月7日入院后自己的心情十分焦虑,休息也越来越差,以前每晚还能断断续续的睡上几个小时,到后来的几乎彻夜难眠,向医生反映后,邢主任让口服安定帮助睡眠,直到11月20日我的血压升高到200/140时值班医生让静脉注射硝酸甘油,血压才降了下来,但两眼无法闭合仍然无法入睡,痛苦难当!!20日上午做了多项检查后查出肝功能有所好转,但“肝下垂”仍然很严重,心脏也出现了问题,脾脏肿大、肺部仍有炎症,就在当天下午透析前一个小时,邱医生让静脉注射“硝普钠”半小时后血压有原来的190/120迅速下降到120/80,此后血压就急不稳定,忽高忽低,头痛欲裂,等到换第二瓶液体时,我要求拔针停止输液,我头痛的实在是无法忍受了,透析室的值班护士(春玲)建议邱医生给注射“高参糖”以缓解症状,事后得知,(注射高参糖是一种升压药,常用于透析期间病人出现低血压症状静脉推注以改善其症状),并口服自己常吃的降压药,约两个小时后头痛和血压不稳的症状才有所减轻,而事后我却得知邱医生在此期间竟然以董玉华医生的名义给我开出了病危通知单,并在我和妻子不知道的情况下让晚上来医院探望我的弟弟(北建军)签了字。下病危通知单这样的事情我的妻子居然都不知道,借用他人名字开出那个让人触目惊心的病危通知单的目的是什么我也不得而知!!!简直荒唐的可怕啊!!!

  平时我服用的降压药“波依定”、“常效降压片”、“倍他乐克”等效果一直不错,血压最好时控制在120/80------140/100之间,而近来血压很不稳定,我认为是医生对肝病的治疗过于关注,而对检查出的血压高、睡眠差、心脏损伤、肺部炎症、脾肝肿大基本不做诊治,使我的病情进一步的加重,而邢主任作为一个主任医师居然对上述病情置之不理,单一的以治疗肝病为主,而当时我在医院每天的治疗费用只有十多元,住院的病房费用都要比我的治疗费高,这明显是极其消极的治疗目的。如果一个主任医生,连最起码的病人的症状都无法给与合理的诊断并加以诊治,那么和杀人有什么区别???

  12月1日夜晚在透析进行四个小时的时候,我的血压迅速升高,感觉心中一片冰凉,连续含服三片“硝苯地平片”未见好转,值班护士急叫南静医生过来处理,没想到南大夫到了透析室却和护士谈起了考驾照的体会,足足谈了三分钟,后在护士的催促下才来到了病床前,说观察一段时间再说,我当时气的肺都要炸,一个生命就要消失的时候,作为一个医护人员这样对待病人让我的心感到颤抖。。。。。。我的天啊,难道以前在电视里看到的新闻里卑鄙的医生不作为事件就要发生在我的身上吗?难道就因为自己在这个医院被他们不正常的医护操作感染上了丙肝她们怕承担责任就这样至于我死地吗???我不甘心!!!

  此后,我的妻子被南静医生叫出透析室门外,说有事情和她商量,等一会邱医生来到了透析室,妻哭着请求邱医生救救我,无论如何也不要放弃我,我要求给自己输上“硝酸甘油”,邱医生才临时给开了“硝酸甘油”,过了很久才有科室护士送来,护士小方紧急静脉注射,但我已渐感手脚冰凉,意识很清醒的我连说话都很难了,只觉得妻的呼唤越来越远,忽然之间我感觉冥冥中有流水的声音。。。。。。过了很久,我慢慢的醒来,手脚也慢慢的变暖,由于极度的虚弱,加上口干难受,良久才说出话来,这就是一个医院对刚刚发出病危通知单的病人的抢救过程。。。。。。这时,妻子发现正在脱工作服的邱医生就要离开,眼含泪水哀求他多待一会观察我状况稳定后再走,而邱医生却说有值班医生便匆匆离去,一个医生,对濒危消失的生命难道你连一点点的怜悯都没有吗???直到我血压稳定,深夜十点多才下了透析机,护士小方留着泪劝我说:“只有把自己的病治疗好了,才可以去处理其它的事情”。这样短短的话却让我知道了世间还有温暖、还有正义和良知的人!!!

  由于医生的相互推诿,8月27日做的心电图和8月28日做的胸片显示心脏功能一切正常的结果也出现了问题,对于这个要至于我死地的医院,我心有余悸,多次要求转院治疗,而邢主任说转院必须先办理出院,由于担心出院以后医院对自己感染丙肝一事更加不理不睬,妻子不同意,直到再次透析时发生了和上述经历一样的情况我的爱人才意识到再在这个医院治疗下去我将必死无疑,我的爱人才做出要我出院去郑州治疗的决定,在出院时妻子担心我在路上出现危险,就哀求邢主任和医院商量一下能不能用医院的救护车送我们到郑州,车费我们承担,而邢主任一口回绝,无奈12月4日下午我在我爱人和四姨的陪同在乘坐驻马店至郑州的大巴赶往郑州,三个多小时的路程我如履薄冰,含服了四片“心痛定”才维持着到了河南中医学院一附院,由于在河南中医学院一附院治疗对路,医生、护士用药及时,短短的十多天时间血压就得到了有效控制。无奈的是由于费用太高,让我这个一直没有离开过医院的病人和家庭很难承受,只有再回到驻马店第一人民医院,熟悉的护士和病友看到我都说是变了一个人,身体的恢复得到他们的祝贺,我也很欣慰,但医生的反应让我变好的心情和身体再次感觉凄凉,我住院期间,从12月20日到12月31日除了邢主任头两天到我的病房查过房外再也无人过问我这个身患绝症的病号,而护士长杜玉兰几乎每天到我的病房催要以前的欠款,说是到药房取药是由她担保的,如果不还款就要扣他的工资,而我已经通过律师向驿城区法院递交了诉状,合理的要求等法院的判决结果出来再谈费用的事情,12月31日护士长杜玉兰再次因欠款之事和我的爱人发生激烈争吵并厮打在一起,试想一个医院的护士长和一个身患尿毒症的家属厮打在一起,白衣天使的形象何在?医生的医德何在?医院救死扶伤的职责何在??而护士长给在外有事的我打电话说她已经报警要我回去我才明白发生了这样的事情,等警察赶到调解后此事以和解结束,而杜玉兰护士长却以妻子在照顾我时会感染丙肝为由坚决要求验血求证,经协商双方都进行了抽血化验,如果结果出来没有问题这个事情才可以结束,这使我深感病人在医院里、在有些医生的眼里根本不是让人同情的弱者,我们是那么的无助和无奈,更想不到的是第二天我和妻子在医院食堂吃过午饭回到病房时发现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太太,以为是探视病友的亲属,没想到这个看是慈祥的老人居然对着我们破口大骂,随后又有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也对我们无端谩骂,我赶紧到值班室问怎么回事,竟无一人理睬,难道这还是人民的医院吗?难道一个救死扶伤的医疗机构有这么多如此猖狂的人在病房谩骂就没有想到国家的法律吗?我很生气,就拨打了110报警电话,不久护士长匆匆赶来把人叫走了,等到110赶来时那几个来病房闹事的人已逃之夭夭,我就此事质问邢主任到底怎么回事时他竟以“女儿吃亏母亲来替女儿出气是人之常情”作解释,并保证以后再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一个身患重病的人,无法理解自己在人民自己的医院里人身安全却无法得到安全保证的悲哀,如此的欺凌让我和我的爱人身心倍受打击和摧残!!!而我们只有把眼泪流进心底,我们无法和那些掌管病人生命安危的一些人抗争!!!我们只有期待法律给弱者以公正!!!

  后来,就我被感染丙肝院长就欠款一事约见我的家人协商,父亲和堂兄(北青友)与院方的邢主任、杜玉兰护士长一起到了院长办公室,事后听父亲说“院长答应免除以上所有欠款,并可继续免费在该院治疗”,而不久后,邢主任却再次通知父亲到医院,说上次的协商可能存在误解,错误的理解了院长的意思,院方只同意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报销之后承担剩下的30%,父亲和堂兄(北青友)到院长办公室求证此说,得到院长的证实,并说医院只能这样照顾了,父亲就照顾一说提出置疑,并坚决认为这些治疗的费用本就该医院承担,不存在照顾一说,院长说在此基础上如果认为处理的不满意可以就我被感染丙肝一事到医疗事故鉴定部门做鉴定或到人民法院起诉,法院到时怎么判决医院就怎么执行,并对感染丙肝一事给予否认

  我曾与春节前起诉到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至2009年2月17日法院传票送到期间我没有拖欠任何治疗费用,但法院的传票到达后,院方的态度发生了极大的转变,当我感染丙肝事情发生后,听医院的护士们议论说:“这下倒霉了,买了透析机想在医院多捞点外快却被这些病人给搞的焦头烂额,原来医院的透析机是杜兰玉护士长和另外一个医生合伙买的放在第一人民医院挣钱的,怪不得一个护士长可以让很多的医生都无可奈克!!!这实际就是一个“院中院”啊!出了事故杜兰玉的反应那么强烈也正好验证了这个事实!!!这个心如毒蝎的护士长真的太可怕了!!!护士长2月19日十时许,我和其它的两位透析病号最先到达透析室,但上透析机时却被告知透析机出了问题,让下午再透析,由于我单独一个人在该院透析的过程中已经发生过三次病危,自己感到特别恐慌,怕再发生前几次的状况,我决定第二天再进行透析,第二天透析后,我询问下次的透析时间,护士张晶告知是23日下午,妻子担心如果下午透析后很难赶回家的车,就问能否调整到上午,但护士张晶说已经排满了号,无法更改!!!23日中午我赶到医院透析房时却发现三台透析机闲置在那里,院方用意很明显,仍然试图安排我一个人单独透析,这样的安排再次让我的心里警觉,我问值班护士(春玲)怎么回事,他说不知道,并告知透析器、血路管都是全新的,我自从得了这个可怕的肾病,透析次数很多,知道透析器可以使用九次,为什么这么快就换了呢?她(春玲)说是护士长安排的,我所用的透析器如果不用指定的就全部是一次性的不允许复用,我一气之下决定向院领导反映此事,一位姓雷的副院长接待了我们,雷副院长表示问一下怎么回事,随打电话询问,但放下电话后态度大变。说:“你既然已经到法院起诉我们医院了,那我们的关系就是敌我关系了,鉴于这样的情况你已经不适合在我们医院住下去了,你也可以去其它的医院去做透析,我们第一人民医院不可能一边和你打官司一边帮你治病,到时候法院怎么判决我们怎么执行,今天下午的透析我可以帮你安排,但过了今天你只有自己想办法了”,我据理一争,说你们赵院长说好的,行使法律诉讼是每一个公民的权利。我要求面见医院的赵院长,等到赵院长来到医院我和妻子向他反映雷副院长刚才的态度,不想他竟勃然大怒,说春节前他负责处理,春节后已移交雷副院长负责,包括以后和我打官司也有雷副院长负责,他没有时间天天管我的事情,我当时很气愤,要他对今天的事做解释,他表示同意雷副院长的处理意见,安排下午的透析,过了今天我只有另想其它的办法,我无法忍受这样的不合理的结果,愤然离开了第一人民医院。回到了家里,一个人的时候,想到近一段时间的治疗,我恍然如梦,从开始的邢主任无意中说为了我被传染丙肝一事他专门到河南省郑州大学一附院请教过一位姓封的教授,受感染丙肝后80%的病人有一个自然愈合期,能不治自愈,而邱医生也说过丙肝这样的病好治,吃点药、输点水就会好,对身体没有一点影响,护士长杜玉兰更是用尽各种手段,先是隐瞒我在透析期感染丙肝的事实真相,被揭穿后穷凶恶极,对我和我的家人采取争吵、辱骂的极端手段多达十余次,并多次在我躺在透析机器做透析时催要所谓的欠款,多次利用我爱人外出时间同我辩论、争吵,其性质歹毒、手段卑鄙令人发指,其目的是达到我血压增高、神经崩溃、病情无法控制的状态,这是我多次发生病危的很大原因,我不得不再次赶往郑州治疗,他们这种阴险、卑鄙的做法给我的精神、经济、身体带来了更大的伤害和折磨。。。。。。一个尿毒症患者,在这样的治疗环境中受到了医疗人员恶意的、敌对的漠视,生命在他们的眼里远远没有金钱重要。。。。。。

  2008年年底,我在向法院起诉期间,第一人民医院更是狗急跳墙,逼迫我出院,邢主任和杜玉兰护士长多次修改我的病历,我不得不离开了驻马店市第一人民医院到其他医院接受治疗,他们这样的做法是明明知道我感染丙肝要付诸法律来讨回公道的局面已成定局的最后阴险举动,09年春节前夕,护士长杜玉兰擅自给一位名叫徐黔玲的患者做透析前做静脉置管术,说是为了给病人减少痛苦,结果导致病人在透析时死亡,死者家属万分悲痛,在医院大闹了4、5天以取得合理的说法,在农历的12月28日大年将近的日子得到了合理的赔偿,家属才离开医院,事后,护士长杜玉兰不但没有调离原来的工作岗位,并且依然趾高气昂出现在透析病房,这样严重的医疗事故靠赔付点金钱就过去了,这和蓄意杀人有何区别???而就在这年的1月26日,驻马店第一人们医院发生了骇人惊闻的恶性爆炸案,事后被传说也是因为医疗事故隐患才出现的恶性故意爆炸案。我也因被感染丙肝一事与驻马店市第一人民医院存在医疗纠纷也被公安部门例为爆炸案嫌疑被而法律部门调查,在我生活的村里面,我和家人被人们议论纷纷,心理倍受煎熬和折磨。。。。。。。

  法律的调查和裁定需要时间,漫长的等待让我心力交瘁,从08年的十一月份开始,我就想到了想到了利用法律这个具有震慑力的途径来解决自己的冤屈,可到今天(2010-1-11日)依然没有得到一个让我和家人感到欣慰的结果,我知道并不是每一个有冤屈的人的痛苦都是那么及时、完善的得到解决的。就在这时我想到了网络,相信网络的力量可以给我这个被疾病纠缠、痛苦万分的尿毒症病人以帮助,我只有以虚弱的身体等待公平到来的那一天,除了等待我没有任何办法,我也曾多次向河南电视台都市频道、大河报等多家媒体联系以取得媒介的援助,可都没有回音,我心已死,但我不愿意看着我的爱人和我不谐世事的孩子没有丈夫和爸爸,心中总是相信世间自有公道,相信有好心的人们看到这样残忍的医院和医护人员对生命的漠视丑陋行为,能帮帮我这个身患绝症而又被这个可恶的医院恶意感染上丙肝的病人。。。。。。。

  我呼吁社会上的好心人看到这个事件后给我以帮助,让这个不负责的医院和不负责医生得到法律的审判,让草箮人命的歹毒医生不在逍遥法外继续害人。。。。。。。

  我就被感染丙肝的事,在河南信阳市医学会做了医疗鉴定,明显该有驻马店第一人民医院承担其全部责任,医疗鉴定结果如下:

  (鉴定结果原件及我第一次病危期间该医院对我治疗用药的复印件清单!单据显示的用药量简直少的可怕)驻马店第一人民医院的单据

  12月5日去河南郑州治疗的清单,区别之大不敢相信,可见驻马店第一人民医院的险恶行为

  医疗鉴定的结果十分明确的划分了驻马店第一人民医院致使我感染丙肝的严重责任,请尊敬的网友细看就可以很明了!!!

  我现在已经被可怕的病魔折磨的身心疲惫,也没有钱请律师帮我和医院打这个官司,想到国家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对贫困家庭和大病救助的政策在我们这个地方还没有合理的完善实施,想到河南中医学院学院的一个教授说的话“尿毒症患者实际上就是绞钞机,尿毒症患者等待肾源期间的透析费用就像一个无底深渊吞噬着多少无助的患者和家庭啊!!!我想通过网络寻找有正义感的人来帮助一个身患尿毒症患者无助泣血的呼唤, 这些期间,我也详细的查询了相关法律资料,他们的行为完全可以定性为不作为故意杀人罪和玩忽职守罪,让那些伤害我的医院和医护人员不在草箮人命。。。。。。我急切期待社会上法律界和医学界专家的援助和支持,我相信正义将会战胜邪恶!!!我和家人及我可怜的孩子将万分感谢您的帮助!!!

  以上陈述如事实不符,本人愿承担法律责任!!!

  祈求您帮助的人:北艳军

  手机号码:15903969108

  详细地址:河南省,汝南县,罗店乡,张竹园村第六村民小组

  邮政编码:463342

二、基度山女士”败诉石头城()

基度山女士”败诉石头城

  ——法籍华人周勤丽侵犯名誉权案纪实

  一

  七月,当六十三岁的法籍华人周勤丽坐在巴黎福煦大街与船王女儿奥纳西毗邻的洋楼里,悠闲地弹奏《蓝色多瑙河》消夏的时候,译林出版社的韩沪麟却在恰似火炉的石头城里为诉讼所累。

  1993年7月26日上午9时,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公开审理美籍华人刘有照、巴西籍华人刘有芬和旅美华人张安于状告韩沪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侵害其名誉权案。这是中国大陆一起罕见的官司。

  双方的纷争源于韩沪麟翻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法籍华人周勤丽所著自传体小说《花轿泪》、《巴黎泪》。

  周勤丽这个名字已经逐渐为中国越来越多的读者所熟悉,许多报刊曾介绍过她的经历和事迹。这位潮州周氏的后代早年在申城生活,曾任上海音乐学院助教。1949年3月,经媒人牵线搭桥,周勤丽中止了在上海市西中学的学业,与沪上著名实业家、中华劝工银行总经理刘聘三先生的长子刘有煌结为伉俪,生有一子一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刘有煌赴香港探视父母突发疾病不治而亡,周勤丽携子带女前往奔丧。不久,周勤丽赴法国留学,定居后与法籍华人张大祥先生结婚,14年后又分道扬镳。

  这个身材欣长,瓜子脸,眼睛又黑又亮,鼻梁挺直的东方女性,在巴黎除了致力于钢琴演奏外,还兼做艺术品、瓷器和衣料进出口生意。在法国上流社会,周勤丽原本名不见经传。1975年,她撰写了第一部自传体小说《花轿泪》,叙述了自己多灾多难、坎坷不平的一生。出版后,连着48个星期,被列为法国畅销书的首席。法国的学校,以《花轿泪》作为研究有关中国历史的课本之一;旅游业也把《花轿泪》推荐给来中国的旅客,作为介绍中国的读本。很快,《花轿泪》被译成16种文字,其中包括盲文,销售逾百万册。法国已故总统戴高乐的夫人看了这本书后,两次亲笔写信给周勤丽,赞扬她对待生活的勇气。这部作品还被中国、法国和加拿大三国的电影工作者搬上了银幕。

  在《花桥泪》电影即将与观众见面的前夕,周勤丽在北京饭店的会客厅里接受了媒体记者的采访,踌躇满志地谈了自己的身世、经历、命运与成功。作者杨淑英在《泪水挂在腮边的奋斗》一文里是这样描述的:

  周勤丽在刘家过了十三年没有爱情的夫妻生活,她的丈夫几乎没有对社会作过什么奉献便于1962年在香港病逝了。

  那时,周勤丽到香港奔丧,公公远在美国,姑嫂矛盾加剧。她不得不挑起生活的重担,用教钢琴收入糊口。她有一对儿女,为了孩子的成长,也为了自己在音乐艺术上的梦想和追求,她拼命学习法文,决心到法国去深造。

  理想的风帆终于扬起来了。在人生旅途上,周勤丽的音乐天赋得到了法国著名钢琴家玛格丽特#8226;隆的赏识,收她为弟子,并亲自教她演奏。但是,周勤丽在法国靠什么谋生呀?

  起初,她做小贩。后来,在巴黎拉丁区,有位老华侨把自己经营的一家小百货店卖给了她。这是一间地下室,烂泥地上,老鼠在里面跑来蹿去。灯光暗暗的。周勤丽把这四十平方米的铺面一隔两半,装上门铃,顾客光临,便开门营业,没有人来便闭门,躲在后面练琴。

  琴声悠扬,日以继夜。法国邻居可厉害哪!他们怒气冲冲找上门来,指责周勤丽干扰了他们的宁静,扬言要控告到法院去。

  可怜的周勤丽不得不用棉毯堵住窗户,再把钢琴埋在一堆锯末中,只露出琴键。不论寒暑,无分昼夜,她继续苦练。同时,周勤丽在省吃俭用,一点点攅钱,期望自己在巴黎可以自费办个音乐会。

  她得到了冼星海先生《黄河大合唱》改编的钢琴协奏曲曲谱。她想,黄河是中华民族的发源地,黄河水自天上来,奔腾到海不复回的雄伟气势不就是我的亲爱的祖国的象征吗?!我得把这个美妙的音乐介绍给法国听众。

  是年12月1日,巴黎著名的香榭丽舍大剧场座无虚席。一个由六十五人组成的乐队给周勤丽伴奏。琴键在她手下发出雄壮的强音,音乐流进了法国人的心田引起了颤动。法国新闻界大加赞美,中国驻法国大使黄镇同志也莅临倾听。

  成功了,成功了!音乐会的成功使周勤丽流下了激动的眼泪。

  同是在这篇文章里,周勤丽称“她的丈夫刘有煌自小体弱多病,黄黄瘦瘦的,弓着个背,镶着两颗金门牙,常穿格子纺长衫,爱听‘宁波滩黄’(这是流行在江南和浙江北部的一种说唱艺术。)终日过着‘吃吃睏睏白相相’的生活。处人与世常使她想起巴金笔下《家》里的觉新。”

  一些记者和作者“称赞周勤丽在《花桥泪》这部自传体小说中以她特有的笔触,细腻、生动地描绘了旧中国妇女悲惨的生活和中国资本家及小资产阶级在解放前后的情态。”

  由此在巴黎走红的周勤丽于1985年4月发起成立了“周勤丽基金会”,计划每年在大陆选拔若干名青少年赴法国进修音乐。也许春风得意,踌躇满志的周勤丽始料未及,正是她撰写的《花轿泪》、《巴黎泪》的中文译本在大陆引发了一场指控翻译者、出版者侵害名誉权的诉讼案。

   二

  1993年3月30日,居住在美国密歇根州的刘有照、定居在巴西的刘有芬和旅居美国玛莉兰州的张安于分别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状告韩沪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侵害其名誉权。

  原告刘有照系刘聘三的次子,早年赴美国留学,后在美国福特汽车公司里任工程师,他与原书作者周勤丽本是叔嫂关系。他在诉状中称:

  第一,《花轿泪》的“后记”写道:“长儿刘巽坡,尽管他祖父给他遗留下的学费被他在美国的二叔扣留……”我即是刘巽坡的二叔(中文本译为刘玉柱)。事实上,刘巽坡以前一切教育费用都由先父负担。当年先父发现周勤丽对她的1965年再婚事实的欺瞒,即立条“坡孙由1970年起学费归勤丽负担”。先父那时已经卸却了刘巽坡学费的负担,又何来再遗留学费给刘巽坡,我又如何扣留了子虚乌有的刘巽坡学费?

  第二,《花轿泪》还捏造事实称,“我(周勤丽)写了 给我的小叔刘玉柱……他是福特汽车公司的工程师,境遇最好,他有条件给我一封担保信的……大概我的小叔子担心把我和我的两个孩子背上就甩不掉,总之,他告诉我,他爱莫能助,不能满足我的要求。这么说来,我夫家的另一个成员也把我抛弃了。”周勤丽的小叔子,刘聘三的儿子,在美国福特汽车公司工作的,仅我一人。我本人从未和周勤丽女士见过面,从未有信件往来,哪里有场合来“拒绝”和“抛弃”她。

  第三,《花轿泪》和《巴黎泪》还采用多种卑劣的手法,捏造耸人听闻的事实,公然侮辱我的亲属,从而影响社会对我的公正评价。诸如捏造我先父“找了个姘妇住进家来”,我先父母为“消灾”而强迫周勤丽“13岁出嫁”、“虐待媳妇”;我大姐刘有筠(即书中的刘玉英)“生理上有缺陷”,“先天长得也相当丑”,“使坏无所不用其极”,“其夫为有名的花花公子”,“玩够了女人”才结婚;诬蔑我五妹夫是“色狼”,勾引并撕破衣裙强奸周勤丽……

  文质彬彬的刘有照愤愤地说:“我身为一名专家、福特汽车公司的高级工程师,一生为人清白,乐于助人,受人尊敬,名扬故里,多次回中国义务讲学,为祖国作一些力所能及的贡献,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但是,在古稀之年却受到《花轿泪》、《巴黎泪》这两本书的恶意诽谤,我的名誉和身心受到极大的损害。”

  第二原告刘有芬与周勤丽本系姑嫂关系。周勤丽在《花轿泪》一书中说:“我的小姑子在与方结婚之前,已经与另一个男人有了孩子”;“她与方认识几个月后,方去德国汉堡结束他的建筑专业的学习时,她已经为他献出一切……不久,她在香港又结识了一位大学生,她爱上了他,并与他有了往来……婚后不久,方就发觉自己受了蒙骗,他狠狠地揍了她,逼迫她交待了一切……他虽怒不可遏,也只得默默地将就着,与他所蔑视的妻子过着宽绰的生活”;“她指责她的女仆蓄意勾引她的丈夫,闹开了丑闻,她竟毫顾忌地辱骂和殴打那个不幸的女孩子”;“她对方既无爱情可言,也无嫉妒之心,有的只是惧怕。她怕失去的倒不是她的丈夫,而是她的地位”……

  刘有芬说:“我即是周勤丽的小姑子(中文本译为刘玉兰),周勤丽在她所写的书中对我进行了如此恶毒的诽谤,使我的名誉和身心健康都受到了极大的损害,令我在社会人士、亲朋好友以及孩子们面前都抬不起头。”

  这位文雅温柔的老妇人异常激动地说:“周勤丽想出名,想赚钱,应该走正道,为什么用这种卑劣无耻的手段诽谤自己的亲属?是不是用这种手段既可以中伤他人,更可以取信于读者?”

  第三原告张安于系刘有筠之子,是周勤丽的外甥。他诉称:

  《花轿泪》书中指名道姓将我母亲贬低成“生理上有缺陷,我再斗胆说一句,先天生得也很丑,富人家不要她,穷人家她又看不上,所以成了一个老姑娘,她极端任性,嫉妒心强,爱吵架”;“以前有一个媒婆曾为她做过一次媒,男方看见她脸上有疤,又得知她耳朵重听之后,取消了婚约,这对中国女人来说是一桩奇耻大辱的事情”等等。

  张安于说:“另一方面,周勤丽还捏造事实将我已故多年的父亲张志申(即书中的吉姆)描写成‘有名的花花公子’……这两本书捏造歪曲事实,公然侮辱诽谤我父母亲的人格,严重侵害了我父母的名誉,使我母亲精神上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严重摧残了她的身心健康。我母亲看了这两本书,气愤之下,心脏病突发,于1991年10月含冤而死。作为子女,我心灵因此受到极大损害。”

  这三名原告在各自的诉状中共同指出:韩沪麟身为翻译工作者,具有丰富的翻译工作经验,理应懂得纪实性作品的翻译和出版对特定地区人物的特定影响。但是,韩沪麟在事先未征得原作者同意的情况下,主动积极地翻译了《花轿泪》和《巴黎泪》,损害了原告及家人的名誉权;而且,韩沪麟明知周勤丽这两本书是受《基度山恩仇记》影响,用手中的笔“报仇”的作品,也明知周勤丽对《花轿泪》译稿校样提出“对某些人物的贬词改得婉转些”的意见。因此,韩沪麟更应该知道自己行为的危害性,但他仍积极实施了这一侵权行为。

  刘有照等三名原告指出:韩沪麟系《花轿泪》、《巴黎泪》两书的中文译者,对两书享有中文译本的著作权,并取得了两书的稿酬,应当对两书侵害他人名誉权承担责任;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对自己所出版的作品中所记载的“事实”以及明显侮辱、诽谤、贬低他人人格的内容不作任何审核,而以营利为目的出版此书,更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三名原告要求被告停止侵害,在《花轿泪》、《巴黎泪》两书中译本发行地区公开登报,消除负面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赔偿损失费9万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三

  由于健康和其他原因,刘有照等三名原告都没有到庭,委托了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干部傅鹤鸣为全权诉讼代理人,并另聘请了北京侨务律师事务所许玲斐律师、江苏对外律师事务所傅洛律师为代理人。

  五十多岁的韩沪麟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委托代理人、《花轿泪》中文本的责任编辑隋丽君及其律师出庭应诉。

  北京、上海、江苏等地二十多名记者旁听采访了此案的庭审。

  在例行的一套程序完毕后,合议庭围绕原告起诉的几个主要问题开展法庭调查。

  周勤丽是否年仅13岁就被刘家强迫抬上花轿嫁给刘聘三的长子“消灾”、“冲喜”?她是否坠入封建包办婚姻之中成为牺牲品?

  原告全权代理人傅鹤鸣当庭出示了上海市黄浦公安分局的户籍资料,白纸黑字清清楚楚地记载着:周勤丽,1930年8月27日出生;市西中学高中毕业;1949年3月2日与刘有煌结婚。

  另一份刘有煌的职工登记表也明白无误地记载着:其妻结婚时为20岁(虚岁)。

  这些证据无可辩驳地说明,周勤丽在其自传体小说《花轿泪》中故意隐瞒自己的出生年月和真实年龄,将自己结婚时的年龄整整缩小了六岁,由此使自己从一个二十岁的大姑娘成了才十三岁的未成年的童养媳。周勤丽女士为什么要这么做?也许她是为了给自己的经历蒙上一层传奇的色彩,抑或是为了迎合法国读者猎取东方奇闻的口味?

  年逾古稀的余毓甫先生在上海解放前是联华保险公司的副总经理、上海工业银行的董事,也是刘聘三先生的好友。作为刘有煌、周勤丽婚姻的牵线搭桥人,他被法庭传唤到庭作证。思路清晰的余老先生说:“我与刘聘三先生是同行,又有远亲关系,与周勤丽的父亲周惠意也是好友,我觉得周勤丽与刘有煌很相配,遂作媒介绍。周家为能攀上这门高亲而喜不自禁,刘有煌也不计门第,钟情于周勤丽。我介绍后,周勤丽就与刘有煌坠入了爱河,还未过门结婚,就穿上了刘家赠送的名贵的裘皮大衣,和刘有煌坐在刘家的自备轿车里兜风,招摇过市。”

  余老先生回忆道:“在杏花楼举行婚礼大典后,周勤丽成了刘家的少奶奶,刘家对她十分照顾。周勤丽自己也对这门婚事十分满意,对我这个介绍人十分感激,每次见到我,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这位介绍人和见证人对周勤丽在《花轿泪》一书中歪曲事实的描写感到义愤,说:“事实是不容胡编乱造的,周勤丽要摸摸自己的良心啊!”

  余老先生的这番证词将周勤丽在小说中描绘自己是“封建包办婚姻”的“牺牲品”、被刘家强迫抬上花轿“消灾”、“冲喜”之说击得粉碎!

  周勤丽的公公刘聘三是否喜欢拈花惹草,“找了个姘妇住进家来”?

  退休干部刘绥育在解放前经常到刘家走访,她在法庭上作证:“这完全是无中生有!刘聘三先生与妻子的感情十分深厚,他生活作风正派严谨,从不偷香窃玉。依他当时的条件、地位、身份和财力,如果喜欢女色,他完全可以明媒正娶要上几房太太,但是刘先生没有娶小老婆,也没有外室,更无姘妇一说。周勤丽如果有一点良知的话,怎么能这样诽谤、丑化自己的公公呢?”

  原告代理人傅鹤鸣提供了旁证:刘聘三先生逝世后,周勤丽为争夺遗产与刘家后代发生纠纷,闹到公堂。在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遗产案期间,没有人以刘聘三的“姨太太”的身份或庶出的身份提出继承遗产的要求。

  这些证据、证词显然对被告方不利。如果这些证据、证词被法庭采信的话,人们不仅要问,周勤丽女士为何要在书里对冥冥之中的公公如此抹黑?一个善良的妇道人家会这样诋毁自己的公公吗?

  刘有芬的生活作风是否像周勤丽在《花轿泪》中所描写的那样?

  与刘有芬曾既是邻居又是同窗的上海船舶制造学校退休教师向礼英向法庭作证时强调:刘有芬不论在婚前还是婚后,都是一个很本份的女性,说她与丈夫结婚之前就已与另一个男人有了孩子,完全是耸人听闻、信口雌黄的凭空捏造。

  原告方代理人在法庭上透露,周勤丽在《花轿泪》一书中对刘有芬的诋毁、诽谤,以及对刘丈夫(即书中称建筑师方)用粗暴手段强奸周勤丽等情节的捏造,是导致刘有芬夫妇离婚的原因之一。

  刘有筠是否如同周勤丽在书中所描绘的那般“生理上有缺陷,先天生得也很丑”呢?

  原告代理人傅鹤鸣、傅洛向法庭出示了刘有筠少年、青年、中年及老年时期的多幅照片,从照片可见刘有筠相貌端正,仪态大方,与周勤丽笔下的描绘大相径庭。

  原告方代理人在法庭上诘问:“周勤丽为什么要这般丑化刘有筠呢?凭空捏造、信口雌黄,这只能暴露周勤丽自己心理的病态、精神的扭曲和用心的险恶!”

  周勤丽的小叔子刘有照是否扣留了刘聘三遗留给刘巽坡的学费?

  原告向法庭出示了刘聘三先生的遗嘱。刘聘三先生获悉长媳周勤丽出尔反尔,向他隐瞒在巴黎改嫁再婚的真相后,十分气愤,特于1970年8月14日手书:“自1970年起坡孙学膳费用均归勤丽负担。”由此可见,周勤丽指责刘有照克扣侄子学费一说,纯属无中生有。

  对于周勤丽在《花轿泪》一书的诽谤、造谣、诋毁,原告方都一一作了有根有据、有板有眼的驳斥。

  旁听此案的不少人士都深感疑惑不解的是,既然客观事实如此,周勤丽女士缘何要在《花轿泪》中对其前夫家的人如此诋毁、诽谤呢?她写这本书的动机是什么呢?

  1986年12月,周勤丽在《花轿泪》中文译本“后记”中写道:“我的愿望,是想通过我这本自传体小说,使被中国具有的那种神秘性所吸引的法国朋友们,对我的祖国有进一步的了解……冷静地回顾以往,促成我婚姻的悲剧,又连续地在我心灵的深处烫下痛苦的烙印的,并不是某个人,而是中国历史的苦难与贫穷。”

  然而,周勤丽在与韩沪麟谈起写作《花轿泪》、《巴黎泪》的初衷时却直言不讳:“那是受了《基度山恩仇记》的影响,我的一生太坎坷,我没有钱来报仇报恩,只能用手中的笔了却心愿。”

  看来,发生在刘家的“豪门恩怨”的是是非非,只有让周勤丽女士到庭才说得清、道得明了!

   四

  对于原告方以及证人提供的证据,被告方甚难质疑,他们不处于周勤丽的那种地位,也没有必要举证反驳。

  韩沪麟在法庭上陈述了翻译《花轿泪》、《巴黎泪》两书的经过。他是在1978年一次偶然的机会读到《花轿泪》的法文原著,“心情非常激动,连夜把它读完了”。

  他和周勤丽是同时代的人,又都曾在上海生活过。此书勾起了他的“乡情”,并在感情上产生了共鸣。韩沪麟认为,如果将此书翻译成中文,其独特的风格和题材一定会受到世人的注目。可是,当时翻译、出版的条件尚未成熟。

  1985年4月,韩沪麟在《人民日报》上读到了介绍周勤丽及她的这本成名作的文章,下定决心,用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一气译成。这也是他第一本未有出版社约译就动手翻译的书。

  被告韩沪麟辩称:在《花轿泪》、《巴黎泪》两书出版之前以及至今,中国没有任何法律条文规定,中国译者在翻译外国自传体小说时,需要对小说中的情节进行核实。该书原著著作权属于周勤丽,因此书中的内容理应由原著作者负责。

  他说:“作为译者,仅对译文准确性负责。《花轿泪》、《巴黎泪》有文字不通顺和重复的地方,为适应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在忠实于原文意思的前提下,对少数文字,我从技术性角度作了一些删节和调整。这两本书出版前的校样经过周勤丽的审阅,并经过她同意出版。这表明,对我的译文,包括我作出的技术性文字处理,作者周勤丽均表示同意。因此,书中的内容,自然应该由作者自己负责,而与译者无关。”

  韩沪麟说:“《花轿泪》至少被译成16国文字,并改编成电影发行上映;《巴黎泪》首先在法国出版。三原告不诉作者,不诉其他文字的译者,不诉改编成电影的编导及其发行人,竟毫无根据地状告一个中国译者。我认为这是原告依仗自己在国外的声望,选择我这样一个无权无势的普通人做为目标,达到他们‘报复’作者的目的。他们的家庭恩怨竟把我当作牺牲品,特别是此案见报后,给我的名誉和精神造成了巨大的损害,为此,我保留反诉并向原告索赔的权利。”

  第二被告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代理人辩称:“本案是自传体小说,属于非新闻性也不是记实性的文学作品,这在两书的内容提要中已经明确指出。作为出版单位在审查这类文学作品时,不负核查事实的责任,因本书是翻译作品,更无法律规定出版社应对其事实进行审查。最近国内出版社翻译出版了《南希#8226;里根》一书,难道要出版社去美国调查核实书中的内容吗?原告所诉事实纯属与原作者之间的纷争,原告放弃了真正与其有着法律之利害关系的当事人不诉,显然是告错了对象……”

  两被告的答辩言之凿凿,不能说没有道理。双方的观点迥然相悖,辩论一直持续到晚上8时许。

  在作最后陈述时,原告方代理人傅鹤鸣向法庭提出,为彻底查清本案事实,要求追加周勤丽为本案第三被告,获得法庭的准许,这是休庭前发生的插曲。

  “醉翁之意不在酒”。看来,原告状告翻译者、出版者侵害名誉权只是一种诉讼策略和技巧。因为在南京打官司,不仅可以省却去法国巴黎起诉的诸多不便,也可达到在中国这个特定地区与周勤丽对簿公堂,澄清事实的目的。再说,各国的法律毕竟有所不同,在法国提起诉讼,法律是否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还是一个未知数。中国的律师不能去法国打官司,原告得聘请当地律师代理,这在经济上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应当说,原告选择在译者韩沪麟的居住地提起诉讼,是高明之招。这一招使周勤丽陷于被动,光来来往往巴黎——南京之间应诉,就叫你费时费钱!

  原告方的代理人向记者坦露:“周勤丽太缺德,就要她以损人的目的开始,以害已的结果告终!这就是我们在南京打官司的目的。”

  五

  经过长达三年之久的休庭之后,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于1996年11月26日再次开庭,审理由《花轿泪》、《巴黎泪》两书中译本引发的名誉权纠纷案。旁听的记者有《法制日报》刘建、《中国通讯社》于俊、《解放日报》陈斌、《新民晚报》刘克鸿、《上海法制报》陆沪生、《法苑》杨培君及江苏各媒体的记者。

  被追加为被告的法籍华人周勤丽没有到庭应诉,委托了南京市天听律师事务所毛琪律师当代理人。当审判长曹晓红宣布开庭后,毛琪律师手拿周勤丽签署的电传,以被告周勤丽系法国公民,只出了法文版的《花轿泪》、《巴黎泪》,应受法国法律管辖,以及法院给周勤丽的送达书未说明如对管辖权有异议应在30天内提出为由,对此案的管辖权提出异议。

  对此,法庭认为:周勤丽的中文版《花轿泪》、《巴黎泪》在中国境内出版发行,应受中国法律管辖;周勤丽未在规定时效内提出管辖异议,视作放弃权利,现已经无权提出。

  毛琪律师:“我接到委托公证是10月28日,离30天还有两天。”

  审判长:“以周勤丽接到起诉书为计算开始。”

  毛琪律师:“我要法院书面裁定,这样我可以到省高院申请裁定。”

  审判长:“已经超期,失去了提出申请的权利。”

  毛琪毫不退让:“周勤丽女士坚决要书面回答,并上诉二审法院。”

  审判长态度强硬:“周勤丽已经无权提管辖权问题!”

  周的另一位代理人傅筱提出:“我们是11月8日收到起诉书的,10月28日周勤丽做好公证委托的。”

  审判长宣布:“休庭合议。”

  几分钟后,审判长宣布:“经法院慎重研究,口头驳回周勤丽的申请,不给书面裁定,继续开庭。”

  在法庭作出这样的裁定之后,毛琪律师声明:“周勤丽在电话里关照我,如法院不接受申请就退庭。”

  审判长晓以利害:“未经法院同意,擅自退庭,法院将作缺席判决。”

  毛琪律师和傅筱一起中途退庭。一位旁听的法律界人士认为,毛琪律师退庭既是无奈之举,也是明智之举,因为他根本不了解情况,无法为周勤丽辩护,在庭上只能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

  原告向法庭出示了大量的证据,以证明周勤丽在两书中对原告及其亲属的侮辱、诽谤。原告代理人认为,中文本译者韩沪麟明知周勤丽这两本书是受《基度山恩仇记》影响,用手中的笔“报仇”的作品,仍积极翻译此书,应该承担侵权责任;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对自己所出版的作品中所记载的“事实”以及明显侮辱、诽谤、贬损他人人格的内容不作任何审核,而以赢利为目的出版此书,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韩沪麟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都辩称:原书著作权属于周勤丽,书中的内容理应由周勤丽负责。作为译者仅对译文的准确性负责;出版社在审查出版这类文学作品时,不负核查事实的责任。

  韩沪麟的律师刘国玲念了《人民日报》发表的13位专家学者反对状告译者、强调译者和出版社不具有审核内容义务的来信。

  原告方反驳道:“廖先旺记者的报道文章只能代表他个人的观点,不能代表人民日报的观点,更不能代表法律。1985年出版《花轿泪》一书时,国家已经有宪法、民诉法、民法通则等法律规定。况且当时周勤丽已经与刘家为遗产纠纷在诉讼,请问:周勤丽在出书前是否向译者、出版社交代过?周勤丽不照实交代,隐瞒了背景,你们只得‘吃药’。”

  据记者观察,原告方的本意是要周勤丽当庭出丑,或是通过法庭审理让她在媒体露出真相,因而并不恋战,没有紧紧抓住两被告不放。既然已经达到将周勤丽追加为被告的目的,也就对国内的两被告“网开一面”了……

  庭审临近结束时,原告向周勤丽等三被告提出了共索赔153万元人民币的要求。

   六

  其实,刘聘三的后代与《花轿泪》、《巴黎泪》的作者周勤丽打官司,是“豪门”恩怨的必然结果。为了遗产纠纷,周勤丽与刘氏后人竟打了一场长达10余年的官司,在上海闹得沸沸扬扬。

  刘聘三先生是上海一个享有盛名的实业家,他在上海、浙江置有大批房产、五十余家企业投资和巨额金银、存款、字画等财产。1950年,刘聘三先生携妻去了香港,委托长子刘有煌代管在沪的财产。

  十年动乱中,刘聘三名下在沪财产均被上海制面厂造反派查抄。未及上海地方政府落实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归还这批财产,刘聘三夫妇先后在香港病故。

  刘聘三夫妇共生育了9个子女,除长子刘有煌于1962年10月在香港探亲期间突发心脏病死亡外,另有7个子女出国定居并加入美国、英国、法国和巴西等国籍,只有一个女儿刘有筠居住在上海。从1974年起,他们多次致函上海市有关方面,要求依法继承先父遗产,并要求在落实政策时,通知其会同办理财产继承手续。

  1979年4月,接到国内有关方面的通知,刘聘三的三子刘有燮和三女刘有鞠专程从美国飞抵上海办理被抄财产落实政策手续时,愕然地得知:周勤丽已经抢先一步取走了被归还的财产,计有200377元人民币和53幅字画。他们与周勤丽几次交涉,历经三载而未果,遂于1983年5月20日向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判令周勤丽交出这批被其独占的遗产。

  刘氏姐弟在诉状中称:先父刘聘三和先母张玲香(又名张素贞)于1950年去港后,将上海的所有产业委托长子刘有煌代为管理,其他子女先后赴港及国外就读。1962年长兄刘有煌赴港探亲,因心脏病复发,同年10月病故。被告人周勤丽因其夫刘有煌在港患病,携同子女前往香港探望,并征得先父同意后,将家中所有一切委托先父之外甥顾铭盛代为管理,此后在沪的定息均由顾代领,直至“文化大革命”前夕。每一个阶段定息领取后,由顾将收支情况向先父书面汇报,并把详细清单附去,所有支付事项,全由先父一人决定,其他人无权支配,顾只凭先父认可后才肯支付,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为止。

  1966年9月3日,由上海制面厂“造反队”勒令财产代管人顾铭盛交出刘家的所有钥匙,刘家的财物全由该厂“造反队”查抄在案。1974年刘聘三在港去世时,当时以居港的女儿刘有芬为代表,致电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要求冻结在上海被查抄的财物,并要求合法继承刘聘三在国内的遗留财物。1978年刘聘三之女刘有筠到上海侨务办公室和上海制面厂,反映了以上情况,要求落实政策时通知刘聘三在境外的各子女,会同办理继承手续,均得到以上单位的承诺。

  1979年4月17日,刘聘三之子刘有燮、刘有鞠为代表来沪要求上海制面厂落实抄家财物,却被告知系争财物悉由被告人周勤丽于1979年4月16日领去。被告人周勤丽明知是刘家的财物,明知自己已于1965年改嫁张大祥,脱离了与刘家的亲属关系,却明知故犯地欺骗上海制面厂,“采用了隐瞒再婚事实,盗用刘聘三长媳身份的手法冒领、独吞”了他们父亲的遗产。

  刘有照等原告在诉状中强调:“周勤丽的行为于情于法不容,请求法院根据婚姻法第十八条之规定,切实保障原告人合法继承权利。”

  在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受理后,周勤丽采取了反击的措施,由儿子刘巽坡以第三人的身份提出了反诉,要求法院判令将“上海吴江路61弄20号楼下底层我亲属居住部分75#8226;5平方米的产权归我继承;上海先父刘有煌家中查抄财物中属先祖父刘聘三遗产由我及其他合法继承人共同继承,属先父刘有煌遗产由我及母亲周勤丽共同继承,国内所有的字画全部由我继承;先祖父刘聘三所设‘聘公奖学金’以及留在境外、国外之遗产由我及其他合法继承人共同继承”。

  刘巽坡在诉状中指出,国内动产部分应该“先行剔除周勤丽名下私人嫁妆结婚首饰以及家具等”,并称:“先父刘有煌是先祖父的长子,多年来帮助先祖父经商,并在银行任职,有所积蓄。因此,抄家财物中不记名的有很大部分是先父财产,应实事求是的加以认定。这些不属于刘聘三的遗产,理应从中剔除,由诉讼第三人及母亲周勤丽继承。”

  他说,刘聘三1950年自上海迁居香港时随身携带了大量金银细软及有价值的古董文物。以后又在香港经营多年,积聚大量财产。先祖父为了资助后辈出国留学深造设有“聘公奖学金”,现为原告保管。诉讼第三人去美国留学时,曾向原告申请奖学金,遭到拒绝。目前该项奖学金积有多少?应将账目清单呈交法院查验,以保障诉讼第三人合法继承权利。

  刘巽坡在反诉状的最后部分称:“先祖父刘聘三离沪时将珍贵价值的字画均带往境外,现全部为原告所占有。国内所剩都是一般字画,价值不大。因此,请法院判令全部归我继承,这亦符合情理。”

  针对刘巽坡的上述要求,刘有照等于1985年5月24日向法院提交了答辩状,进行了驳斥。一是对刘巽坡要求继承吴江路61弄20号底层房屋提出了异议:“早在1981年3月21日被告周勤丽写给原告刘有燮的信中曾声称,‘天乐坊的房子将来我也没有用,去申请要回,修起房子也麻烦,所以巽坡说他不要’。既然被告说‘巽坡不要’,为何今又出尔反尔?显然另有意图,别有用心。”二是对刘巽坡所称要先行剔除其母周勤丽名下私人嫁妆、结婚首饰等财产提出了异议:“周勤丽对这笔遗产无论是全部还是其中的一部分,根本不可能具有所有权。”三是对刘巽坡所称刘聘三带到香港的古董文物不仅量多且最具价值的说法提出异议:“应提供足够的证据,不能随心所欲,信口开河。”四是对刘巽坡所提的“聘公奖学金”作出说明:“先父刘聘三在境外、国外的其他财产已在1970年所立遗书中说明拨入‘聘公奖学金’作为奖学基金,同时对诉讼第三人今后的教育费用也规定由被告周勤丽负担。先父在其1970年8月14日亲笔所立遗书中写道:‘自1970年坡舲二孙学膳费均归勤丽负担,我今赠舲孙港币一万元整。得其母的同意用之’。1975年诉讼第三人申请哈佛读研究生的学费,因不符合‘聘公奖学基金’以大学毕业为度、动利不动本的原则,不能领取该项基金。倘若诉讼第三人还记得其在1981年写给原告刘有燮的信中表示‘因我少年爸爸过世,是阿爷在我发育成人时,代替了心理上父亲的地位,我对他非常敬爱,我也要公正合理尊重他的遗嘱’的话,那么,诉讼第三人为了报答祖父抚育之恩,也应该尊重先父建立聘公奖学金的遗愿,不该再提出要继承先父刘聘三在境外国外的所谓遗产。”

  七

  对于刘家弟妹的指控,周勤丽则辩称,上海制面厂“造反队”从她上海家中抄去的财物,因刘有煌已经去世,发还给妻子是符合政策的,不存在“冒领”之事。落实政策发还财产中存款和珠宝金银等部分折价款,有刘有煌和她本人的财产。其余属于刘聘三的部分,按先公“赠予手续”约定,分别由各继承人继承。她要求法院据此确认上海市吴江路61弄20号的房屋由其子刘巽坡代位继承。

  记者看到了原告呈送法院的刘聘三1964年8月所立的《聘三赠予手续》的全文:

  缘聘三自十五岁学业以来已五十余年,一生辛劳,薄有积蓄。惟所有财产十分之九在上海及家乡。自人民政府实行社会主义后,不论用任何名义所置之产均生问题,名存似亡。万一有物归原主之一日,决照以下方法分别赠予余之各儿女孙。今余已逾古稀,风烛残年不得不先行约定,俾后随时候机执行。

  计开房地产:坐落上海静安寺路斜桥弄天乐坊计地十二亩零,我占三分之一,今已分开,将我分得部分分给与各儿女孙等各得二楼二底连厢房各一宅,分得门牌列后:有煌(继承人巽坡)20号;有照15号;有燮17号;有徵23号;巽坡22号;巽熙36号;有筠(单间二宅)19、21号;有娟38号;有鞠24号;有明26号;有芬28号。

  上海存有各种股票,今赠与女儿五人,每人所得业广公司股票一千股,电话公司股票三百股,闸北水电公司、南市华商电气公司、华通电业厂、统益纱厂上述四种股票每女儿各得百分之六,尚有其他股票等均归我儿及奖学金部分。

  其余房地产:坐落延平路(申园跑狗场旧址)与劝工银行信托部合购的计地六十一亩,另用慎泰公司名义我占百分之五十,劝工用慎记名义、我用泰记名义乃有煌代表的立有与劝工银行信托部订的合约。坐落麦特赫司脱路一亩另五厘房地产;坐落体育会路五亩八分余空地,已土改没收;坐落复旦大学对面沿马路四亩余空地,已土改没收;坐落宁波江东大校场空地一亩八分;贵驷桥新屋前进及六间头小屋均归照、燮、徵、坡四人均分。

  上海如存有款项及各种通用货币及金器等以十五股分派(金镯未镶者属金器部分,此外金镯以下小件金器未镶者属首饰类)儿辈四人每人得一股半,女儿五人每人得一股,尚有四股归聘公奖学金户。上述通货等待可能时得我同意即分派。

  上海所有上述房地产及大校场地以及指定分派后其余各种股票及房地产以十股分配,聘公奖学金得六股,四儿均得一股,聘公奖学金乃我儿孙辈直系所有,若儿孙发达,我希望追助之,其办法另订之。

  汝母向来勤俭,首饰无几,除已随嫁妆及给与儿女外,香港无存。上海或有少许,今将上海少许首饰如有独粒钻戒择好的给与三孙巽三一只,若无的话,则选佳者首饰一对或一只,以一种为度,以留纪念。其余部分给巽坡十分之五,有筠十分之三,有芬十分之二,合计十分。

  我与汝母上海所有皮衣及一切衣料等,巽坡得八成,有筠得二成。所存钢琴赠与碧城孙女两只,勤丽一只,巽坡一只。上海或有其他物件等均归巽坡。

  上海我存的近人书画,赠与秦仲祥女婿吴大徵立轴一幅、吴榖祥尺页一本、赵叔孺天竹立轴一幅,其余归四儿所有。

  上海我房间全套木器归巽坡所得,其余木器如卖后尚存归照、燮、徵三儿所得以留纪念。

  上海如存有银制器具归四儿分派以留纪念。

  劝工银行部分将来如有所得均归聘公奖学金户。香港虽有少许现款,为我与汝母生活所需,待我与汝母归天后依我遗言分派之。

  我年逾古稀,在世能有几何,儿女多或未了解我实情,日后防有无为之争执,今将我之沪甬两地房地产及股票等上述分给各儿女目下,上海无论何种资产完全画饼状态,看看似有,实际似无,亦要有环境变化也。倘有任何财物未列入本约以内,而以后发现者即于发现时变售现金,按照上海现款例以十五股平均分摊。

  本约中所分别赠与各儿女孙等财物,如在时机到来可以执行时,有损毁失落或不能收回或不能复原情事,各听幸运,不得争执,亦不得要求补偿。本约如有疑点,由聘三自行解决,将来身后由儿女九人会商解决,按照多数决定办法办理,无论何人不得独持异议。

  本约经聘三决定签署后由各儿女孙等分别签署表示同意赠与之约定。

  在1964年8月27日的《聘三赠与手续》上,周勤丽代表其未成年的儿子刘巽坡签署了名字,刘老先生的其他八个子女都签了名。

  在庭审中,这份“赠予手续”究竟有效还是无效,争执最为激烈,也是本案的一个关键问题。在这份家书中,刘聘三将其上海吴江路61弄内的12幢房屋预分给各子女,每人一幢。可是,这12幢房屋中,除19号和20号为刘家保留自用外,其余的均在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被“公私合营”了。

  周勤丽认为这份“聘三赠予手续”是刘聘三真实意思的表示,是合法有效的“遗嘱”,应该据此析产分割。而刘氏姐弟则认为,这是父亲生前向子女宣布财产的报告,目的是为了防止某些人隐瞒、侵吞他的财产。刘有筠说:“父亲本拟办公证手续,恰在此时传来了周勤丽在法国再醮的流言,就停办了。”

  法院经过三年的审理认为,刘聘三的这份“赠予手续”不能作为分割遗产的依据,因为这位老先生将已经被社会主义改造的房屋、股票等仍作为自己的财产,分给各位子女,是不合法的;他对金银首饰的分配,既无明确的标的物,又无具体的数量,事实上无法分割。

  由于双方各持己见,调解不成,法院于1986年5月作出判决:刘有煌、周勤丽名下的101862元属刘、周共同财产,半数归周勤丽,其余属刘所有,由周及其子女等份共有;刘聘三夫妇名下的93419元,由原告8人和周勤丽的子女各得九分之一;因周勤丽已经领取了200377元,扣除其与子女应得款,应退出85605元。对吴江路61弄19号和20号两幢房屋以及其他字画、文物、实物等财产,法院也作了分割。

  尽管对于这个判决,刘氏姐弟不甚满意,因为他们认为周勤丽背着他们侵吞了父亲的不少遗产,但是为了息事宁人,也就作罢了。

  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时隔两年,被告一方不服法院判决,周勤丽以其子女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聘请郑传本、曹海燕律师为代书人,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要求撤消原判第二项关于吴江路61弄20号房屋之决定,并将该房之产权改判归其子所有。

  周勤丽认为,刘聘三完全有权立遗嘱,将属于他所有的那幢20号的房屋赠予申诉人的父亲刘有煌并写明由申诉人继承。她声明,因长期离开大陆,不熟悉有关法律,因而在诉讼过程中单纯地认为承办法官启发指点的话总不会有错,所以当时无法提出明确的异议。

  一些知情人士认为,周勤丽这一招是很“阴损”的,将自己败诉的原因一棍子打在承办此案的法官身上,她当时之所以不提出异议,是因为听信了承办法官“指点启发的话”。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经过一年多的复查,作出结论:“刘聘三1964年8月所立‘聘三赠予手续’既不能确定为赠予书,也不能确定为遗嘱”,因而没有接受申诉人的要求。

  按理说,这桩遗产纠纷案经过一审、再审以及市高级人民法院的复查,前后经历了9年的时间,应该划上休止符号了。然而,令刘氏姐弟未曾料到的是,周勤丽对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83)沪中民字第63号继承案的判决不服,凭借其各种社会关系,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了申诉。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鉴于本案政策性较强和周勤丽在旅法华人中有一定影响”,于1988年9月27日特向最高人民法院就关于周勤丽、刘巽坡申诉案的处理意见提出了请示报告。请示报告倾向于维持原审法院判决,驳回申诉。

  1989年3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复函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你院(88)沪高民审字第71号《关于周勤丽、刘巽坡申诉案的请示报告》收悉。经研究认为,刘聘三1964年8月所立‘聘三赠予手续’既不能确定为赠予,也不能确定为遗嘱,该案以依法定继承处理较为合适。据此,我们倾向于维持原判。”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的请示报告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复函全文,均收录在1998年出版发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司法解释分巻汇编》(民商法巻)里。这53巻国家大法洋洋可观,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编辑、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为该书题词:“深入开展普法教育,增强全民法律意识。”按理说,此判决都已经成了司法解释的范例,应该是铁案了!

  可是周勤丽“神通广大”,妙手回春,绝路逢生。在她社会关系的运作下,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终于以(90)沪高民再申字第1号民事裁定书作出了原判决中止执行、对此案再审的决定。这在上海法院的审判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在作出再审裁定后,又于1990年3月30日发函给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的再审提出了以下意见:

  “一、本市吴江路61弄19、20号房屋,刘聘三在分赠书中明确归刘有筠、刘巽坡所有,刘有筠、刘巽坡也都各自执管了赠予房屋,因此,19号房屋应归刘有筠,20号房屋归刘巽坡所有。

  “二、分赠书涉及的其它财产,以受赠人有否接受为原则认定赠与有效,没有接受的仍以遗产处理。

  “三、本案涉及海外有影响的当事人,请及时与市委统战部、市侨办联系,征询他们的处理意见,以取得工作上的支持和配合。”

  1991年9月初,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出传票,决定于9月26日公开开庭审理刘聘三遗产继承、析产一案。为此,刘有筠亲笔写了一份详细的书面材料,于9月21日下午5时交给代理人杨竞源先生修改,准备在开庭时发言所用。她在这份书面材料上明确指出:“刘有煌1962年7月去香港,10月病逝。周勤丽去港通行证8月批准,获得通行证时,刘有煌已病危,数度电报催其速去港。可是,周勤丽拖迟,在上海忙其见不得人的私事,掉换3090保管箱户名,将其改为周勤丽;开取其他保管箱首饰金银等;收取1962年二季度定息落入私囊……家父‘聘三赠与手续’上有周勤丽的签名,她承认刘聘三有这么多的财产。刘有燮、刘有鞠与周勤丽约好于1979年4月17日唔面,一起去上海制面厂领取抄家物资。可是她却于4月16日由统战部人员陪同冒领了刘聘三的遗产。真无耻,真贪得无厌!”

  刘有筠开出了一张被周勤丽冒领的财物清单:

  1、落实政策发还款200377元;

  2、文征明山水轴一幅;

  3、五幅名贵扇面;

  4、清雍正年间名贵瓷器一件;

  5、名贵稀邮;

  6、名贵三角钢琴两架:51581西贝斯坦和51582斯坦威(均连凳)。

  刘有筠特别强调指出:“刘有煌、周勤丽均没有挣过大钱,何来这么多财产和存单户名?这存单的来源全是股息收入。解放后,刘聘三在海外的所有股票都转户名给了刘有煌。刘聘三每年财产收入:1950年——1956年每年租金、股息收入约3万元,七年共有20多万元;1957年——1966年每年定息2#8226;8万元,10年共计28万多元,合计足有50多万元。此外,还有公债、黄金、首饰等财产。”

  也许刘有筠老人对周勤丽夺产之举气愤之极,未及开庭就因心脏病突发,不幸于9月22日凌晨去世!为通知其继承人参加诉讼,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向刘有照、刘有娟、刘有鞠、刘有明、刘有燮、刘有芬、刘有浚发出延期开庭审理通知。

  一些采访此案的新闻记者发出感慨:“《花轿泪》的作者周勤丽为了这些遗产,竟然打了一场比抗日战争还要长久的官司,值得吗?所花费的精力、财力不比遗产更多吗?何不持宽容的心态,相逢一笑泯恩仇呢?”

   八

  冥冥之中的刘聘三先生绝不会料到,在他仙逝之后,他的后代为了遗产和名誉纠纷,竟打了十多年、仍无结果的官司,成了中国大陆诉讼案件最多、诉讼时间最长的家族。在《花轿泪》、《巴黎泪》作者周勤丽卷入侵权官司未有结果的情况下,1998年5月,“诉讼家族”又起波澜,周勤丽的儿子刘巽坡又为房屋使用费一事,将亲叔叔推上了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的被告席。

  1950年,刘聘三携妻子张素贞离沪去了香港,将留在上海和老家浙江镇海的全部动产和不动产委托长子刘有煌管理,他的另8个子女都去了香港或国外。刘老先生在上海吴江路61弄的10多幢房屋,除19号由刘有筠等居住、20号由刘有煌、周勤丽夫妇及子女居住外,其余的均被公私合营。

  刘聘三先生在“赠予手续”中将已被公私合营改造的房屋和没收的土地分别赠予9个子女名下,并写明:“万一有物归原主之一日,决照以下方法分别赠予余之各儿孙”,如“不能收回,各听幸运,不得争执,亦不得要求补偿”。当时,各子女签名表示受赠,周勤丽代表受赠继承人刘巽坡签名。

  自从1983年美籍华人刘有照先生和7个弟妹向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指控周勤丽冒领先父被查抄的遗产,侵犯其合法的继承权以来,这个家族的诉讼烽火一直未熄灭过。不仅周勤丽与先夫刘有煌的弟妹反了脸,而且她的儿子刘巽坡、女儿刘碧城也与叔叔、姑姑有了疙瘩。

  刘巽坡在起诉状中指控叔叔刘有照冒领了吴江路61弄20号房屋并一直占有至今,还委托他人领取了房管部门发还的房租6200余元。刘巽坡认为,1996年4月,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已经作出判决,系争房屋所有权为原告刘巽坡,故刘有照的行为构成了对他的侵权。为此,他请求法院判令刘有照支付吴江路61弄20号楼上房屋的使用费254447#8226;89元及利息147124#8226;55元,退还冒领的房租6200#8226;89元及利息11284#8226;62元,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

  在美国的刘有照先生接到侄子的诉状副本后,委托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干部傅鹤鸣为诉讼代理人并提出了反诉,要求原告承担吴江路61弄20号房屋的房产税、土地税、房屋维修费、支付孔宪盘劳务费、代原告亲戚支付的拖欠房租费人民币20831#8226;05元。静安区人民法院原定1998年12月23日开庭,公开审理这起叔侄之间的纷争,消息已经传开,但不知何故却推迟了开庭审理时间。

  在过了一年又五个月之后,静安区人民法院作出了一审判决:

  一、被告刘有照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刘巽坡从1998年5月21日至1999年10月20日的房屋孳息损失人民币29208#8226;60元,并从1998年5月21日起至1999年10月20日按每月人民币1622#8226;70元累加,以中国人民银行存款利率计算本金的相应利息;从1999年10月22日起每月按人民币1622#8226;70元赔偿原告刘巽坡,至被告刘有照停止侵权止。

  二、原告刘巽坡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被告刘有照土地税人民币835#8226;20元,并从1989年起至1998年按每年人民币83#8226;52元累加,以中国人民银行存款利率计算本金的相应利息;原告刘巽坡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被告刘有照代原告亲戚支付拖欠房租费计人民币466#8226;61元,并从1990年2月28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存款利率计息。

  房屋租费人民币100元,由被告刘有照承担。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533#8226;59元,原告刘巽坡承担7912#8226;86元,被告刘有照承担620#8226;73元。反诉受理费人民币1243#8226;24元,原告刘巽坡承担62#8226;07元,被告刘有照承担1181#8226;17元。

  这对叔侄均不服一审判决,都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双方争议的焦点为:刘有照是否应从1984年始赔偿刘巽坡系争房屋孳息的责任?

  以杨俊为审判长的合议庭经审理后认为,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无误。另查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1995)沪高民终字第38号民事判决认定,刘聘三被抄家物资及折价款于1979年陆续发还,由周勤丽(刘巽坡之母)本人或委托其妹周勤清领取,该判决中刘巽坡只有继承的权利,没有给付的义务。另该判决认定,系争房屋刘聘三在“聘三赠与手续”中已约定赠予刘巽坡,且在刘聘三去世前已为受赠人执管,上述赠予行为成立。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已于1996年4月24日公开宣判,刘巽坡及刘有照的委托代理人在宣判笔录上签名。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1998年10月就(1995)沪高民终字第38号的执行发公函给上海市静安区房产交易中心,函称:“我院受理的刘巽坡依照生效的(1995)沪高民终字第38号民事判决申请执行刘有照继承、析产案和刘有照等人依照上述生效的民事判决,申请执行周勤丽继承、析产案。由于上述两案互为联系,为顺利执行上述两案,故烦请贵交易中心暂缓办理本市吴江路61弄20号有关房屋过户手续。”

  同时,法院认为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于1996年4月24日已经作出生效判决,确认系争房屋归刘巽坡所有,刘有照未将系争房屋腾空,侵犯了刘巽坡的财产所有权,理应赔偿刘巽坡无法获取系争房屋孳息的损失。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1995)沪高民终字第38号判决主文中刘巽坡并无给付义务,被继承财产是在刘巽坡之母周勤丽及案外人周勤清处,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1998年10月出具的执行公函,虽明确暂缓办理系争房屋的过户手续,但未同意刘有照可不腾退系争房屋,故刘有照以此为由认为其可不腾退房屋,不予采信。刘有照的兄弟姐妹委托刘有照是在处理刘聘三在国内的遗产,而系争房屋经法院生效判决确认在刘聘三去世前已为受赠人执管,赠与行为成立,故刘有照认为应由其兄弟姐妹分担执管,依据不足。刘巽坡于1996年4月24日已明知法院判决系争房屋归其所有,但其于1998年5月21日才主张权利,故其诉讼前的实体权利只能保护二年。原审法院认为该损失应从刘巽坡起诉之日起算不当,本院依法予以改判。据此,法院作出终审判决如下:

  一、维持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1998)静民初字第903号民事判决的第二项及对反诉受理费、房屋估租费的处理;

  二、撤消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1998)静民初字第903号民事判决的第一项及对案件受理费的处理;

  三、刘有照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刘巽坡从1996年5月22日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的房屋孳息损失(按每月人民币1622#8226;70元计),并支付同期的利息(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存款利率计);并至本判决生效之日起按每月人民币1622#8226;70元赔偿刘巽坡房屋孳息损失,至刘有照腾退之日止。

  四、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7067#8226;18元,由刘巽坡负担人民币12064#8226;57元,刘有照负担人民币5002#8226;61元。

  至此,发生在这对叔侄之间的纠纷才划上句号,而本是同一血脉的亲人从此彻底断了关系。一些与刘家有世交的人士评论道:“作为刘聘三先生的长孙刘巽坡,本与刘有照、刘有芬等叔叔姑妈无怨无仇,都是周勤丽这个‘基度山女士’在两代人之间播下了仇恨的种子,酿成了反目为仇的后果,这是刘聘三先生生前最不愿意看到的结局啊!”

   九

  由周勤丽所著《花轿泪》、《巴黎泪》引发的名誉权纠纷案,在经过近7年的审理之后终于有了一审判决结果,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于1999年1月29日作出判决:作者周勤丽赔偿原告损失78960元,两书的中文译本停止出版、发行。

  《花轿泪》一书写于1975年,《巴黎泪》一书写于1978年,都由韩沪麟翻译成中文,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法院认为,《花轿泪》、《巴黎泪》两书中文译本为自传体小说,作品中周勤丽、刘玉柱、刘玉英、吉姆杜、刘品山等人物与生活中的周勤丽、刘有照、刘有芬、刘有筠、张志申、刘聘三等特定人物的关系、职业、性别以及生活、工作的特定环境等方面基本相同,熟悉生活中特定人物的人都公认作品中的人物就是生活中的特定人物,故该书系以纪实性为主的文学作品。

  在该作品中,法院查明的内容涉及刘有照、刘有芬、刘有筠、张志申、刘聘三的内容部分失实,并有侮辱、诽谤的言词,还有暴露他人隐私的内容,贬损了特定人物的人格,侵害了原告刘有照、刘有芬的名誉权,侵害了死者刘有筠、张志申、刘聘三的名誉。

  法院认为,被告周勤丽侵害他人名誉,诽谤、贬损他人人格,暴露他人隐私是主观故意的,具有明显过错,其行为与损害结果间有因果关系,故其行为构成侵权,应负大部分责任;译者和出版者由于疏忽而未尽注意责任,客观上造成损害事实,也构成侵权,负有一定责任。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据此作出判决:《花轿泪》、《巴黎泪》两书中文译本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停止出版、发行;被告周勤丽赔偿刘有照损失(含精神损失2400元)计15880元,赔偿刘有芬损失(含精神损失4800元)计45600元,赔偿张安于损失(含精神损失4000元)计17480元;被告韩沪麟及被告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也被判决承担有关赔偿。本案的受理费、翻译费计2300元,由被告周勤丽负担1840元,另两名被告各负担230元。

  接到这一等待了7年之久的判决,刘有照和刘有芬兄妹俩都十分激动,说:“尽管法院审理的时间太长了,但我们终于盼来了显示正义、公正的神圣判决,祖国的法律维护了我们海外华人的合法权益。这一神圣的判决昭示:一切以损人为目的,采用卑劣手段侵害他人名誉、人格的无耻之徒,其最终结果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张安于动情地说:“我的父母都是被周勤丽在《花轿泪》、《巴黎泪》两书中的无中生有的诽谤、诬蔑、造谣损害了名誉,精神受到严重刺激,含冤而死的,现在法院作出了这一公正的判决,我可以告慰于在天之灵的先父母了。像周勤丽这种用心险恶的女人,应当受到公众舆论的谴责和道德法庭的审判,不能再让这种祸水去危害他人!”

  为刘氏家人代理了十多年诉讼的傅鹤鸣深有感慨地说:“我的长辈与刘家有着很深的交往,刘聘三先生的子女都是有教养、有道德的知识分子,他们善以待人,有口皆碑。我之所以不遗余力地为他们代理官司,就是要为他们争个清白,也为九泉之下的刘聘三老先生争个清白,洗刷掉周勤丽泼洒在他们身上的污泥浊水。”

  十

  周勤丽和韩沪麟对南京市中级人民的判决不服,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组成以夏正芳为审判长的合议庭依法公开审理。

  韩沪麟的上诉主要理由是:一,上诉人主观上不具有过失:原审认定上诉人应当预见但因疏忽而没有预见,致造成损害,这种认定是错误的。确定行为人是否应当预见,应根据行为人实施某种行为的客观情况及行为人本身的特定条件来确定。本案中《花轿泪》、《巴黎泪》分别于1975年和1978年出版,先后被译成16种文字出版发行,在世界范围内取得良好的社会反映,作者周勤丽也获得政界、新闻界的肯定。正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上诉人才产生了翻译的动机。作为译者,上诉人确保译文的准确性,履行了作为译者的应尽义务。故书中内容是否侵犯他人的民事权利,已不属于上诉人是否应预见的范围。二,上诉人不负有应当注意的义务:注意义务是一种法定义务,作为译者,没有法律规定要求对作品内容是否侵权负有审查核实的义务。此外,上诉人翻译两书时,我国尚未参加有关保护著作权的国际公约,故上诉人在翻译时,已充分遵守了当时国内译者的职业规范,履行作为译者应尽的义务。故上诉人不应承担任何民事责任。他要求撤消原判,免除其民事责任。

  周勤丽上诉的主要理由是:一、原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影响上诉人行使正常的诉讼权利,可能影响案件的公正审理。上诉人系法国籍人,不清楚中国对管辖的规定,而原审法院在1996年3月28日送给上诉人的应诉通知书中,没有明确告知上诉人在答辩期内有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权利,致使上诉人变相丧失了这一重要的诉讼权利。同时,1997年11月1日上诉人的代理人向原审法院提出延长答辩期申请书,原审法院未予明确答复,因此,上诉人对原审法院不尊重上诉人的诉讼权利提出抗议。二、原审中上诉人程序权利的丧失,也导致了原审判决实体上认定事实不清。原审判决罗列了一大堆上诉人著作中的词句,指明构成侵权,而因为上诉人没能正常行使抗辩权,导致这一认定成了一面之词。关于作品是否构成侵犯名誉权,其认定焦点在于作品是否有侮辱、诽谤或披露隐私的内容及名誉是否受到损害,这两个焦点在原审中没能得到质证,并也无充分证据证明。她请求二审法院撤消原判,发回重审。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未到庭参加庭审,但在给江苏省高级法院的函中称:作为出版社对翻译作品是否可能侵权负有注意义务的认定缺乏法律依据,在实践中也不可操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93年15号《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九条规定:只有在作品被认定为侵权,出版社仍继续出版时才构成侵权。而一审判决与该规定相悖。因为此案时间长,出版社难以承担讼累之苦,才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而未上诉。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花轿泪》、《巴黎泪》中文译本中责任编辑所写的内容提要、韩沪麟向出版社的介绍中,都认为上述两书是自传体小说。作者周勤丽在《花》的后记中自述:这本自传体小说,是从清朝末年我祖父的时代开始的,直到1962年我离开祖国为止,历史的篇幅长且变化多端,为了避免读者在阅读时中途厌倦,我把自传写成了小说体。从书中内容看,《花》、《巴》分别记述了作者在上海、香港、巴黎的生活、奋斗的经历,书中涉及的人物与生活中特定人物的关系、职业、性别以及生活、工作的特定环境等方面基本相同,熟悉生活中特定人物的人都公认作品中的人物就是指生活中的特定人物。因此,《花》、《巴》两书是以小说为载体的传记作品。从《花》、《巴》两书涉及刘有照、刘有芬、刘有筠、刘聘三的有关描写看,多处内容失实,并有多处侮辱、诽谤性的言词,且有些内容属他人隐私,侵害了刘有照、刘有芬及死者刘有筠、刘聘三的名誉。周勤丽作为原作作者,且中文版的翻译、出版均得到其同意,因此,对其行为造成侵害他人的名誉权主观上是故意的。原审法院认定其承担主要责任是正确的。

  对周勤丽程序方面的上诉理由问题,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其第一条上诉理由认为原审法院未明确告知其有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权利,故而导致其变相丧失该权利。根据民诉法第114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对决定受理的案件,应当在受理案件通知书中向当事人告知有关的诉讼权利和义务,但哪些诉讼权利、义务属于必须告知的内容却未有相关的规定,通常法院告知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是有关当事人开庭中一些权利,如处分权、申请回避权、举证质证权、对证人、鉴定人的发问权。作为当事人而言,熟悉法律的相关规定也是其本分。故其该条上诉理由不足以成立。

  其第二条上诉理由认为程序上权利的丧失,导致原判实体上认定事实不清,认定侵权的主要事实未能进行质证。在原审法院第二次开庭中,周勤丽的代理人再次提出管辖异议,法庭当庭予以口头裁定驳回,而周勤丽的代理人未经法庭许可擅自退庭,故原审法院根据民诉法的有关规定决定缺席审理,由此导致周勤丽一方当事人未能就相关证据进行质证,其后果应当由当事人自负。因周的管辖权异议未在答辩期内提出,原审法院未予书面审查也并无不当,因此,周勤丽的上诉理由不予支持。

  法院认为,译者韩沪麟与出版者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在翻译、出版《花》、《巴》中文本时由于疏忽未尽到注意义务,原审法院判决其承担一定的民事责任也并无不当。韩沪麟的上诉理由不予支持,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还认为: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原审判决应予维持。遂于2000年3月22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53条第一款第(一)之规定,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

  历经8年之久,刘聘三的子女终于在自己的祖国打赢了这场艰难的官司,将侮辱、诽谤其名誉、人格的《花轿泪》、《巴黎泪》的作者周勤丽绳之以法,不仅为自己赢得了清白,也为九泉之下的父母洗刷了周勤丽泼在其身上的污水秽泥。

  尽管赢得了官司,但是刘有照、刘有芬等刘聘三的后代没有喜悦,心中依然有许多疑问没有得到答案:

  先父刘聘三生前对长媳如此关爱、呵护有加,周勤丽为何在其身后竟然这般无中生有侮辱他,连一个已经逝世的老人都要恶狠狠地“鞭挞”?

  刘有照早年就离家出国去了大洋彼岸留学,是个知书达理的高级工程师,从未与嫂子有任何过节,周勤丽为何要在自传体小说中编造谎言贬损他?

  刘有芬本是个安分守己的良家妇女,从未做过损害嫂子的事,周勤丽为何要在《花轿泪》中百般丑化她,将其诽谤成仅仅与男友相识才几个月“就为他献出了一切”的轻浮、粗俗的女子?

  刘有筠原本生理上和相貌上都无缺陷,周勤丽为何要将她描写成“生理上有缺陷,先天也长得相当丑,富人家不要她,穷人家她也看不上,成了一个老姑娘。极端任性、嫉妒心强,又爱吵架”?

  周勤丽曾对译者韩沪麟说过,她受了《基度山恩仇记》的影响,没有钱来报仇,只能用手中的笔了却心愿。刘聘三先生及其子女又有何事结怨结仇于周勤丽,值得她如此“报仇雪恨”?

  一位与刘家有着世交的老先生这样评论道:“周勤丽在法国日子过得好好的,刘聘三一家对他向来不薄,就在她改嫁再婚后,刘聘三先生生前分遗产时照顾最多、给的最多也是她的儿子刘巽坡。为何要如此以怨报德、恩将仇报呢?这只能说明周勤丽是一个不安分守已的女人,一个喜欢搬弄是非的女人,一个胡搅蛮缠的女人,一个心胸狭隘的女人,一个报复狂式的‘基度山女士’!”

  中国有位哲人说过一句名言:“以损人的目的开始,以害己的结果告终。”周勤丽也应了这句话。这也许是她始料不及的的吧?

三、观音菩萨现代灵感录---100例----------有种种问题的人

  观音菩萨现代灵感录

  一 深信虔念 火灾越房

  我的堂妹住在上海杨浦区济宁路198弄5号房,今年(1986年)5月18日发生火灾,火从2号迅速蔓延,眼看堂妹住房毁在顷刻,真是不可思议的啦!大火竟跳过5号又从6号烧起,接着7号8号连续下去……。路上行人见此景象,无不惊奇赞叹她为人良心好,菩萨保佑她。

  堂妹心地善良,与我相处亲密友好。她虽跟我信佛不久,但她一心深信,每天持念大悲咒,称念观音菩萨名号,诚心持念。所以感应道交,菩萨慈悲救苦救难,真是无量无边。

  二 菩萨救护 不可思议

  1989年5月份的一个夜晚,我读完《普门品》后,我丈夫叫我帮助他把135的胶卷卷在黑色保护纸里面。(使用的照相机是海鸥牌的,4b120型号,要加上上海冠龙4b相机135的附件)因为明天我俩要到一个新开辟的旅游地去旅游。我俩各自拿住保护纸和胶卷的一头,我只管拿住,由他卷,卷完后胶卷被保护纸包住(正确的)。但不知怎么回事,转眼间,胶卷出现在保护纸外面了,正好与保护纸位置交换。我们又重新细心地查着卷,经过好几次,都不明白怎么老是要变。我急了,想不通,叫我丈夫握住一头,不要动,由我自己卷。我把红灯打开细心地一边卷一边查,卷完是正确的(胶卷在保护纸里面包着)。但刚一产生这念头,定睛一看,手中的胶卷又变在保护纸外面了。我们足足反复卷了四个小时,我实在累了。我丈夫说:“不卷了,以前我们用它都未出现这种奇怪现象,莫非你吃观音斋,读《普门品》》有灵验,观世音菩萨暗示我们别去那里旅游,那里有厄难吗?我们明天不要去了。”隔了几天,我们听到附近一个单位的男同志在那里旅游,因拍照选位置,站在一大石上,连人带石翻进沟内,相机摔坏,人当场就死了。我俩听后,对视良久,深感菩萨救护,如此方便善巧。

  各位读者,我不敢打妄语,也并非牵强附会,我学过物理学,我俩卷片中的现象是不可思议的。望大家同持“南无观世音菩萨”圣号,离苦得乐,同修无上道。——四川潼南 谢安儿 89年6月5日记

  三 消除灾难 远离恐怖

  我家相信佛法,我十九岁那年归依了三宝,法名叫维道。我房间桌子上供有一尊观世音菩萨像,我天天烧香礼拜,桌子旁边放一张床,我一个人睡在那里。有一天半夜,不知是什么力量,把我从睡梦中推起来,我正坐在床上擦眼睛,突然房顶塌方,泥块石灰落在我的枕上,若不是菩萨慈悲救护,将我从梦中推起身来,头部和脸上一定是要受重伤的。

  有一次,我送一位同学到火车站,回家路上,天已黑了,又没有月亮,山路上只有我一人,听到后面有自行车冲下来的声音,我心里非常害怕,心扑通扑通在乱跳,口里不断地念“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突然一个妇女出现在我的眼前,我一看到她心就定下来,不害怕了,那妇女端庄和善,稍带微笑,身穿一件酱色的衣服,两手交叉放在胸前,从我对面慢慢地走来,这时后面的自行车飞奔而来,车上好象是个男人,那个妇女正夹在我们的中间,车上人略一迟疑,迅速离去。

  到家后我仔细回忆,奇怪!天那么黑,怎么能将她面目、衣服、笑容看得那样清楚?莫非是观世音菩萨特来保护我的吧!从此以后我更加相信佛法了,我要学习菩萨的大慈大悲精神,帮助世间受苦的人,脱离急难,得到安乐。—— 三宝弟子 维道 敬记

  四 念大悲咒 能治邪病

  我相信佛法已有十多年了,法名叫文敏。以前我有时晚上睡着了,好象被什么东西压得紧紧的,翻也翻不动,喊也喊不出,自己用尽了力气大喊,别人只听到一点微弱的声音。经常在睡着的时候喉咙口象有一口气,又象是一口痰,塞住喉管,上不得上,下不得下,闷得真难受,心想“我就是会这样死去的”,要挣扎了好久,才得松气。

  自从学会念《大悲咒》,这些现象都没有了。我每天早上起来洗漱完毕,第一件事就是烧香拜佛,供一杯净水,念五遍《大悲咒》,功课完毕,将净水吃下,天天如此,现在精神比以前好多了,《大悲咒》能治邪、健身,大家可以试试。

  以前我不会念经咒,也不知道如何修行,改造内心世界,发菩提心等等。只知道求佛菩萨保佑这,保佑那,现在知道要佛菩萨保这保那,只知有我,心量太狭窄,太自私了,这不和佛菩萨大悲心相应。学佛一定要彻底粉碎自私的为我心,要发大心为他人着想,多帮助人。有了错误要忏悔改正,再吃斋、念经、念佛,要使心地清净,尽量多做好事方便人,这样才和佛道日近。——江西南昌 吴文敏

  五 敌机轰炸 称名免难

  我家三代人都信奉观音大士,称念名号获免灾难的事迹不少。抗日战争中,1940年夏天,一次,日军出动一百架飞机轰炸成都市区。我家住城南,这一带投弹较多,当时全家呼喊观音菩萨,望求救护。结果右侧邻居躲在防空洞内的也被弹片打死,对门齐鲁大学教授的妻子,睡在床上,弹片破窗而入,当场被击毙,而我全家竟无一人受伤。又一次,一颗炸弹击中我家楼房(木结构),中梁被打断,但房屋未倒塌,炸弹入地下两米多深,冒出浓烟,幸未爆炸。事后,防空部门通知,叫全家撤离,才将炸弹挖走。至今回忆此事,还心有余悸。试想如果不是依靠观音菩萨的大威神力,怎能使在露天下的全家人,大小平安,毫无损伤呢!?房屋中弹断梁既不塌倒,炸弹又不爆炸呢!?——菩萨戒弟子 张妙首 1988年冬谨记于文殊院

  六 至诚感通 寻声救苦

  《大足石刻之艺术与佛教》(著名佛学家王恩洋居士著)一文说:我曾听庞明钦先生谈,他的朋友庞某,槐轩先生的弟子,是个笃实诚恳的人。一次患重病,两眼肿痛,不能忍耐。在无可奈何的时候,忽然想起《心经》,便时时默念,疼痛就逐渐减轻。因此,默念更加至诚,一连念了三昼夜没间断。一天夜半时,突然看见满屋大放光明,连细小东西也能看清。接着出现一双巨手,抚摩他的眼睛。手所触及处,遍身都清凉,痛苦立刻消失,眼病便痊愈。从这件事可以知道:菩萨有慧眼遍照,千手千眼,寻声救苦,是真实不虚的。(同上)

  七 重病不死 大乱不动

  1964年秋季,工作较忙,身体亦差。一次生病,在地段医院看了几次,没有治好,就到中心医院去看门诊,验血报告:白血球三万,肌肝也很高,医生诊断为白血病或急性肾炎,立即住院治疗。二、三天后脸肿、眼红、尿少,诊断为尿毒症,两只肾烂脱,发病危通知给单位,(因为肾脏没有再生功能;不死也不能工作了)总支书记亲自到医院,要求院长尽力抢救。家中妻子和五个孩子(都在读书)也乱成一片,岳父激动得中风,二天后死亡,但瞒着不给我知道。当时我在医院中不觉有什么痛苦,每日仍卧在床上做早晚课念佛(都是默念)。一星期后全身发出一批小红点,医生说皮下出血,又说是青霉素反应,将青霉素停了。自红点发出后,身体却爽快多了,以后肿略退,小便亦有了。这样住了二十天,因为西医对肾脏病没有什么特效药,每天中午晚上还要送饭(医院没有素菜),又要人陪,非常不便当,就回家休养,并请中医治疗。病中甚虚弱,一直卧床休息,正好有空念佛,于是就发心念《大悲咒》十万遍。经过一年多休养,逐步好转,从做半天班,到全天上班,体力不减于以前,到今年(89年)止,没有复发。

  上班后适遇动乱,外调来访我之有关材料的人甚多,却没有受到丝毫冲击,大家都认为难得,此等不可思议事,他人都无法解释。

  对于长期生病者,我觉得除仗佛力外,其他医药、营养、休息、锻炼四样都要合理安排。还有一点很重要,对治病要有信心,我这样静修调养,疾病定会一天天好转,保护心情愉快是很要紧的。——上海 徐智光

  八 时时称名 消患无形

  徐志晖先生,素来信奉观音大士,极为虔诚,感应甚多。

  下面记他所谈三事:(一)他童年时,家道中落,经济困难。得人指点,受持观音菩萨圣号及神咒,发愿求富,以振兴家业,办理慈善。后来,经营商业,果然顺利,获利甚多。对于兴建寺院,资助师友,救济贫困,均慷慨捐款,毫不吝惜。至今年过古稀,身心康健,尚能骑自行车行一、二百里路。仍一贯诵经持名,乐善不倦。

  (二)1982年12月,他从北川县乘汽车返成都,山区道路窄狭,加上大雪路滑。车行到响水湾,这时对面来一辆拖拉机,所乘客车在让道时,向路边滑去,只差一寸许,便坠下悬岩。当时他帽内放着《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心中在至诚默念,并不知发生什么危险。等停车后,驾驶员对其同车的妻子说:“刚才差点我们不能相见了!”因为吓得心惊胆悸,不愿再开车,经乘客们苦求,勉强开至绵阳。

  (三)1986年9月,他的儿子和媳妇,搭乘货车,由北川县回成都。这一路多半是高山峻岭,坡陡路窄。车行至观音阁停车检修。驾驶员和他儿子都下车去,他媳妇系孕妇,只她一人仍坐在驾驶室。这时来一辆汽车将她所乘车撞下深谷去,随身携带的苹果均跌烂,但她竟毫无受伤,后来生孩子也大小平安。他为这件事,深感大士庇荫之恩,特赴新津县观音寺(该寺系北宋丞相著名居士新津县人张商英,布施住宅所建)礼拜修供养,以表达其由衷的感激。

  《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说:在同船同车中,其中若有乃至一人,称观世音菩萨名者,是诸人等,皆得解脱灾难。徐志晖先生现尚健在,家住成都小天九路46号。——(妙首 记)

  九 难产称名 母子平安

  我的女儿,身体素弱,兼患慢性肝炎、肝硬化,并长期血小板减少。1979年冬,因临产住成都某大医院,经检查肝功能不正常,凝血功能差,在抽血化验时,即出现流血不止现象。医院经过全面检查,发出病危通知,医生并向我介绍情况,说可能发生产后大出血。及出现肝昏迷症状,有生命危险。我听后很焦虑,一方面要求医院多采取有效措施;一方面想起印光法师说过,遇到难产,一心念观世音菩萨名号,纵然十分危险,都能转危为安。我便守在她身边,恳切的默念(因为在医院不便高声念,只有默念或金刚念。)也叫她念。由于情况迫切,昼夜持名,比较至诚,快进产房时,又叮嘱她要一心持名,不能间断,同时我在室外也抓紧念。约过两小时,医生出来对我说,采用几种催产方法,未能正常分娩,情况比较麻烦,再经过一小时,医生又来说,目前情况,催产方法已无效,胎音已很微弱,再拖延时间,胎儿会窒息死亡,那时也非剖腹不可。我们意见只有做剖腹产手术,但得先讲清楚,情况比较危险,一怕手术时大出血,一怕出现肝昏迷,可能性都较大,特征求家属意见。我也清楚,在这种情况下做手术很危险,但此刻已无别的选择,只得同意并签了字。医生进产房后,我更加迫切的称念圣号,有时几乎念出声来。结果剖腹后,并未大量出血,婴儿体重六市斤,母子平安,一切顺利,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现在孩子已满九岁,发育健全,很少生病。——张妙首 89年2月 记

  十 礼拜名山 心脏病除

  1981年去观世音菩萨应化道场普陀山,同道余医生甚虔诚,要拜上佛顶山去,我亦随喜参加,同拜上去的还有乐居士和他的外孙女。四人从法雨寺旁石级三步一拜上去。那时初夏天气,我们在八点钟前,默念圣号,缓缓的拜上去,也不看游人上下,只听他们叫热叫累,我却一点也不吃力。那时山路还没有修整齐,头磕在岩石上非常凉快,如此一步不停很安详的拜到山顶慧济寺,已经十二点多了,足足拜了四小时,也不热不累。在寺内吃了中饭,休息片刻,巡礼全寺后下山。当晚睡得很好,一点多醒来,静数呼吸,准备再睡,又侧身折耳贴听心跳。此时奇迹发现了,我60年健康普查时,发现有心脏病,早搏二拍,(每跳动十次停二跳)后来虽经医院医治但没有好,因为没有什么痛苦,只是气急,也不去注意它了,睡时经常听听心跳。那晚醒后一听,过去停二跳的早搏情况没有了,恐怕听错继续再听,还是正常,二十年的心脏病忽然好了,兴奋得不能入睡,黎明时才朦胧睡去。至今已八九年,心跳一直正常,得非大士加被怎会有此奇迹。——霍山 徐宏礼 89年12月

  十一 化火汤厄 为清凉水

  去年(1988年)农历六月十八,我陪北京几位朋友在南阳火车站购玉器,有玉店售仿古铜观音,我请了一尊,回家后,一位叫冯红灿的朋友用铜刷将铜像刷得干净明亮,摆在桌上。当时家中聚友十余众,喝茶聊天。夫人把刚烧好的一热水瓶开水送过来,递于红灿君,他刚刚接住,谁料铁壳早朽烂,托不住瓶胆,只听一声巨响,热水瓶脱壳掉落,炸声惊呆了在座诸君,只见红灿君大腿、小腿,脚全是开水的湿渍(他身穿短裤凉鞋)象这种情况,中度烫伤是一定的。(前年,我家看小孩的保姆被一碗开水烫了脚,顿时起了几个大泡,一个多月才康复,)红灿君也很紧张,可他自己竟无任何不适感,既不红也不痛,皮肤也未起水泡,晚上他回家仍无任何不适感,搓擦皮肤正常,实在是不可思议。当时,瓶胆爆时,也有开水溅在我身上,我感觉溅在皮肤的一刹那时,水就一下子变成凉的,好象凉开水似的。我相信,这一定是观世音菩萨护佑所至,第二天即是观音成道日,菩萨想必借此众友集聚之时救难解厄,以启胜缘。——南阳 张兼维

  十二 菩萨现身 救护车难

  有个汽车司机,姓严,潮州市人,家住北门,在潮州某车队任司机。1987年农历四月初七日晚九时许,在广汕公路上驾驶货车,经陆丰县境,与对面高速来车猛然相撞,彼车一人当场死亡、一人重伤,重伤者送至医院急救无效,亦死亡。严驾驶的汽车,车头凹陷,驾驶室玻璃粉碎,严某昏迷。这时忽来一女士,约三十多岁,仪容端庄,波浪型发,米色时装,白色高跟皮鞋。把严某唤醒,向他说:“你喉干,要喝点水吗?”严某上身全血,淌了大汗,口渴如焚。但上肢苏软甚痛,原来被撞坏的机座压住不能动弹。这女士从身边背袋掏出花瓶型小水壶,斟酌一盖子喂严某饮之,连喝三次。神志稍清,于是问女士:“你是从哪里来的?”女士说:“我从海外来,我到处救苦。”想再问时,救护车来了,高喊:“走开,走开!”女士霎时不见了。

  经送医院检查:额角破皮,缝上三针,足盘、腿部几处皮肉裂伤。内脏骨骼均无损害。但手臂上却发现“G普T”三个字,(G是观音两字汉语拼音Guanyin的声母,T是普陀两字tuo的声母,连起来就是“普陀观音”)医院惊奇地问严某:“此字何时刺你臂上?”严某说:“我素来不懂外文,也从不曾在臂上刺过字。”严甘的岳母名吴明巧,是一位一向虔诚的佛教徒,平生专信观世音菩萨,每当女婿出车,她就在佛前诵《普门品》诉求女婿行车一路平安。严某此次合当受难,以岳母诵经之力,竟逢凶化吉了!佛经云:普陀洛伽常入定,随缘赴感靡不周,寻声救苦度群迷,是故名为观自在。——88年3月1日陈孟奎 报导

  十三 称念圣号 空难奇迹

  1990年10月2日,青年佛教徒冯锦标、黄昌华、林婉明来厦门联系工作后,正乘飞机返广州。飞机起飞后不久,服务员宣布这架飞机被劫持了,但绝对保证各位乘客的人身安全。

  这时冯对黄、林二人说:“快念观世音菩萨,一定可以消灾免难。”于是他们三人至诚称念观音圣号。冯锦标在闭目称念圣号时,心中历历明明(没有杂念),清楚地看见眼前一片光明,观世音菩萨现身其中。

  飞机在空中盘旋一个多小时后,燃油耗尽了,在广州白云机场紧急降落。飞机一着地,全体乘客面露笑容,纷纷鼓掌,就在这一瞬间,飞机突然来了个急转弯,撞到了停机坪上一架飞机,又猛地拉起来,后面又撞到另一架起飞的上海飞机,一声爆炸巨响,飞机顿时断成两截,恰巧在他们三人座位后一二排,他们三人立即鼓足全身力气,在折断处飞奔着离开飞机,机头向前翻了二个跟斗,燃起熊熊烈火,几秒钟后,燃烧着的飞机,响起断断续续的爆炸声,霎时机场浓烟滚滚,出现一片火海。

  此次空难死伤一百多人,活命的除断臂缺腿重伤十余人外,只有他们三人, 仅表皮受一点轻伤。清理机场时,所有行李东西都化为灰烬,冯锦标带的几本佛教书却完好无损,当人们发现这一奇迹时,无不称道佛法不可思议。—— 南普陀 安得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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